“法轮功”所谓“魔”，窃自于佛教、基督教，经过“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的篡改与歪曲，与佛教、基督教有所不同，并且从宗教概念演化为政治概念，彻底异化。本文对此试析之，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法轮功”之“魔”窃自于佛教、基督教
　　李洪志创始于1992年的“法轮功”，从佛教、基督教中窃取了“魔”一词，在其所著《转法轮》中便有“附体”之“魔”、“业力”之“魔”、“死亡”之“ 魔”、“天魔”、“心魔”、“魔性”等诸多的“魔”。其实，“魔”、“魔事”、“魔鬼”等，原本是佛教、基督教的概念，只是被“法轮功”窃为己有而已。
　　“魔是”梵文“魔罗”的略称，汉代书为“磨”，梁武帝改书为“魔”，本来是佛教概念，意译为扰乱、破坏、障碍，指能扰乱身心、破坏好事，障碍善法者。印度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欲界第六天“他化自在天”之王魔波旬为“魔王”，其眷属为“魔众”。佛教借用此传说，将一切烦恼、疑惑、迷恋等妨碍修行的心理活动视为 “魔”。《大智度论》卷五：“问曰：何以名魔？答曰：夺慧命，坏道法功德善本，是故名为魔”。佛教还有“魔事”一词，泛指障碍佛道的思想行为。《摩诃止观》卷四：“转魔事为佛事即巧慧”。《万善同归集》卷上：“但了惟心，见无所见，若取之则心外有境，便成魔事。”
　　在基督教中，有“魔鬼”一词，“魔鬼”原为天使，因妄想与上帝比高低而堕落，成为“魔鬼”。因其拥有超人本领，专事抵挡上帝，并诱人犯罪，最终在末日审判中被投入火湖永受煎熬。在《圣经》中，“魔鬼”名为“撒旦”，系译自希伯莱文“沙殚”，原意为抵挡，即专事抵挡上帝而与上帝为敌者。《约伯记》中记载“撒旦”原为上帝众侍者之一，职司经上帝同意对人进行的种种考验。《启示录》中说“撒旦”将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二、“法轮功”之“魔”被重新诠释内涵异化
　　“法轮功”被中国政府依法取缔前，使用“魔”这一概念尚没有涂抹多少政治色彩，尽管被李洪志重新诠释后内涵异化，但只是将“魔”和“魔性”作为“佛”与 “佛性”的对立面，体现出所谓“相生相克”的“理”，尚未彻底政治化。这种认识突出反映在李洪志《佛性与魔性》这篇经文中。这一时期关于“魔”的说法，主要散见于《转法轮》、《转法轮法解》、《精进要旨》等李洪志的书籍中。主要说法有：
　　“天魔”：“我们人类所了解的宇宙只是无数个宇宙中的一个小宇宙，我们简称之宇宙。我们这个宇宙每次经过了久远年代以后，都会发生一起宇宙的大灾难”，“宇宙中的一切生命都可以毁灭”，那些“没有被炸死的就成了干扰宇宙理的魔”，这就是“天魔”。（见《转法轮》）
　　“老、病、死”之“魔”：“老、病、死也是一种魔。”（见《转法轮》）“有的人在炼功中死亡了……也可能他是魔。”（见《新加坡讲法》）
　　“附体”之“魔”：“我们这个宇宙中有还个理，就是不许动物修成……因为它不具备人的本性，它是不能够象人这样去修炼的，没有具备人的特点，它修成保证就是魔。”（见《转法轮》）
　　“假气功师是魔”：“基本上为钱、为名、为利的假气功师都是魔，他本人不知道自己是魔。”（见《法轮大法义解》）
　　“攻击大法”之“魔”：“表面上可以公开来攻击法轮大法，公开攻击我……这种魔它不可怕。”（见《法轮大法义解》）
　　“修邪道”之“魔”：“最不好辩别的就是这种魔，它的破坏力是很大的。它也来学法轮大法，也说法轮大法好，说得比别人还激动，感受也比别人强，还看到了一些什么形象。然后他一下子死了，或者他一下子走向相反的路了，来破坏法轮大法。”（见《法轮大法义解》）
　　“炼功招魔”：“就是我们在炼功的时候，往往容易受到一些干扰。”这种干扰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炼功时不能入静；第二种情况是“天目”看见了“害怕的景象、害怕的面孔”；第三种情况是“炼内外兼修功法”的过程中“元神”离体去找人家比试、争斗；第四种情况是“遇到一种色魔”。（见《转法轮》）
　　“自心生魔”：“你用天目去看，不动念静静地看是真实的，只要稍一动念，看到的都是假的，这就是自心生魔，也叫随心而化……出现自心生魔这个问题就不行，他这一辈子就毁了。”
　　“魔性”：“这种舞（按，指跳迪斯科）带有魔性。”（见《转法轮法解》）“人的佛性也同时存在魔性。”（见《精进要旨》）
　　“魔心”：李洪志认为所谓借他的“法轮”给学员调病之说，是“魔心大起”，“严重地破坏大法”。（见《转法轮法解》）
　　“魔变”：“人心魔变世不同”，“人心失控魔性显”，“众生魔变灾无穷”，“心暗魔变”。（见《洪吟》）　　“魔乱法”：“观音没有法门，弥勒也没有法门，是魔乱法编出来的。”（见《转法轮法解》）“魔看到人心不正纷纷出洞祸乱世间。”（见《精进要旨》）

　　三、“法轮功”之“魔”被彻底异化为政治概念
　　尽管“法轮功”上述关于“魔”的种种说法已经与佛教、基督教大相径庭，但尚未明显政治化，然而当“法轮功”被中国政府依法取缔后，情况便发生质的变化，李洪志在诠释“魔”的过程中，有意俗化和政治化，演化出“邪恶”、“旧势力”、“邪灵恶党”等，完全背离佛教、基督教原义，彻底将“魔”这一宗教概念变异为政治概念，从而使之更加符合“法轮功”反华反共的政治需要。其主要说法有：
　　“红色恶龙”：李洪志对相传宋代邵雍作《梅花诗》中“火龙蜇起燕门秋”作解说：“中国共产党在天上最低空间中以红色恶龙为表现形式”。（见《解梅花诗后三段》）《圣经》中记载：“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显然，李洪志的解说实质是用附会的方法有意将中共说成是“魔鬼”，他并将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称之为“大魔头”、“邪恶之首”，（见《北美巡回讲法》）很明确地将中共作为敌对的一方，树立了对抗的目标。（见《神的警告震聋发馈》）
　　“魔难”：“法轮功”被中国政府依法取缔前，李洪志也谈到“魔难”，他说：“就是在有魔干扰的情况下才能体现出你不能修下去”。（见《转法轮》）并且说：“万魔拦，险中有险”，（见《洪吟》）“任何魔难出现的时候，都会以偶然的一种状态表现出来，才能够考验你，才能够促使你提高，才能够叫你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找到差距”。（见《新加坡讲法》）“没有鬼，人怎么转生成人，没有魔的存在也就修不了佛”。（见《精进要旨》）然而“法轮功”被中国政府依法取缔后，他的调子变了，“魔难”被烙上了鲜明的政治色彩。他在《解梅花诗后三段》中对“寰中自有承平日”一句解说道：“大法弟子历尽邪恶的考验，在邪恶灭亡中走向美好的未来”。所谓的“考验”，其实就是“魔难”，是对于“在魔难中遭到迫害的弟子”而言的。李洪志说：“我为那些在魔难的严重考验面前不能走出来的、以各种借口掩盖自己怕心的人而感到痛心”。他威胁说：“得了法却不能证实法，还配当大法弟子吗？无论他们怎么在家里所谓的坚持学法炼功，都是被魔控制着，走向邪悟”。（见《严肃的教诲》）由此可见，所谓“魔难”就是针对中国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所谓“考验”就是煽动修炼者起来对抗。
　　“邪恶”：李洪志认为“魔难”的发生，是由于 “学员自身的业力、对法的认识不足、在难中还有放不下的执著，在痛苦的过关中不能用正念对待”等原因，被“邪恶”钻了空子，“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如果所有的学员都能做到，邪恶就会自灭”。（见《去掉最后的执著》）李洪志将“魔难”发生的原因归咎于修炼者和中国政府，似乎他自己很清白，对“法轮功”被中国政府依法取缔没有任何责任，这完全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可耻做法。
　　“旧势力”：李洪志还将“魔难”的发生归咎于“旧宇宙的神的安排”，认为是这些“邪恶势力”安排了“邪恶的魔难”。（见《美国西部讲法》）这些“邪恶势力”又被他称之为“宇宙旧的势力”、“旧势力”，针对的就是所谓“中共的流氓政权”、“流氓政府”、“恶党邪灵”，要求修炼者“讲真相”以“使一批被中共蒙蔽的世人看清中共、认清中共的邪恶”，参与“退党”活动，“清除恶党的邪灵”，包括“协同这个恶党邪灵干坏事的党、团员，就是其世间的行恶者”。（见《2005年曼哈顿讲法》）
　　“除魔”：如果说“法轮功”被中国政府依法取缔前“除魔”还仅是集体围着被“附体”的修炼者不停地读《转法轮》等书，（见《法轮大法义解》）那么“法轮功”被中国政府依法取缔后，“除魔”的方法不仅变幻了名称，出现了“踏魔”、“除恶”、“清除”、“铲除”、“制止”、“窒息” 等诸多不同的叫法，而且内容更加恶毒了，要求修炼者“放下一切世间的执著（包括人体的执著），从放下生死中走过来”。（见《去掉最后的执著》）这其实就是要修炼者用生命与中国政府进行对抗，用心何其歹毒也。

　　总之，“法轮功”从佛教、基督教中窃取了“魔”的概念，根据其不同时期的需要进行篡改、歪曲，使“魔”逐步从一个宗教概念异化为一个政治概念，并十分明确地将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视之为“魔”，并提出了所谓“除魔”的具体方法，其反华反共政治企图昭然若揭。从“魔”这一概念从宗教向政治的演化中也不难看出“法轮功”的性质已经完全蜕变为反华反共的政治组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