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看到一篇报道，说上海某校学生参加了几次国际it 的竞赛，几乎每次都杀入总决赛，一些记者夸这些学生是“最聪明的人”，该校于是有些飘飘然，声称要培养的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学生”。说培养出的学生聪明，还说得过去；说培养出的是最聪明的，似乎在说过头话了。词典上关于“最”的含义是“无比的”，即其他的无法与之相比。能称得上“最”的，是经过比较后得出的，并能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对于学校所培养的学生是否最聪明，是否有出息，主要是看他走出校门后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近年来，中国学生在国际上的一些智力竞赛（如奥数等）中得名次大有人在，但得奖者在以后表现平平的也不在少数。
我们其实是很在乎“最”字的，尤其是津津乐道中国的许多“之最”。日前，网选世界新七大奇迹结果公布，中国长城总算拔得头筹，成为又一个世界之最，但这是依靠世界“最大网民群体”的优势，开展轰轰烈烈的“网络点击运动”获得的。然而我们吃亏在“最”字上的例子也不少。大跃进时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量”，我们放了不少粮食产量的“卫星”，个个都堪称“世界之最”，但接踵而来的是灾荒。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期间，“最”字满天飞（如“最最伟大”、“最最英明”、“最最忠于”等等），科学事业跌入了最低谷，但我们仍有胆量做最出格的事情——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今天当你重读某知名大学当时在《学习与批判》杂志上连篇累牍刊登的批判文章，你会为我们民族在这一非常时期里做了一件最蠢的事情而汗颜。
在科学事业上过分追求“最”字，是会留下后患的。2005年韩国黄禹锡在克隆的研究方面造假，身败名裂，他一多半是为“最”字所累。由于他先前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被政府册封为最高科学家，成为受公众崇拜的最杰出的民族英雄，在不正常的过分的支持、吹捧和重压下，在急功近利的氛围中，他急于证实自己特殊才能，以回报国家的厚望，必须一次一次地创造出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他的心灵被扭曲而导致行为失范，没有的变有，不存在的变存在。无独有偶，上海某校的陈进汉字芯片造假的丑闻尽管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人们对此仍记忆犹新。许多人质疑是否我们在努力追赶实现跨越跃时，太过于用力推动着像陈进这样有才华的海归派学者，给他们以极大的荣誉和耀眼的光环，寄予非常之高的期待，为实现目标提供了许多刺激，逼着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去寻找捷径，去创造出最早的、最先进的、最惊人的成果来证明自己。陈进的假汉字芯片无疑给学术界抽了一个重重的耳光，更是把自主创新推向了尴尬的另一端。
科学似乎不大用“最”字，也不太相信“最”字。科学探究是无止境的，科学认识得到的是真理，其中有绝对真理的成分，也有相对真理的成分，但绝不是终极真理。例如，牛顿力学被许多观测事实所证实，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但牛顿力学并不是最正确的，众所周知，在高速运动的范围内和在微观领域里，对一些所谓的“反常现象”就不能解释，相对论力学和量子力学指出了其适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再如，原子，曾经被认为是是最小的、不能再分的最原始的微粒，但是电子和原子核的发现，证实了原子也是有结构的。
有自知之明的科学家，包括杰出的科学家，从不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牛顿说自己不过是“在海边玩耍的孩子，偶尔拾得贝壳”而已。他的名言“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看得更远的”流传至今，许多人把这句话作为牛顿是很谦虚的证明。记得苏联有个叫朗道的物理学家，因研究超导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的狂妄自大是出了名的，但他也不认为自己是最杰出的，他把科学家分成零级的、一级的、二级的等等，他把爱因斯坦归在零级。当有人问他自己属于第几级时，他说自己不过是一级半的。
四百多年以前，意大利著名的学者、自由落体定律的发现者伽利略说过一句富有哲理的话：“知识越浅薄的人，愈欲夸夸其谈；相反，学识丰富倒使人在判断某些新事物时变得甚为优柔寡断。”今天我们重温这句话，可能会慎用和少用“最”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