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粤的考生为何“赖”在本地?

来源:南方日报 鄢烈山

  怎样才能说服考生不“赖”在京沪粤这些地方?比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更容易做到的是,国家在教育投入的转移支付方面,更多地向“外地”的高校倾斜,而不是更多地向北大清华等高校倾斜。上大学可以不转户口,京沪粤的考生不用担心到外地读书吃亏。更重要的是,规范就业市场的招工(招干),凭能力而不是凭“人脉”关系。
  大学本科招生已基本结束。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一些“外地”高校包括老牌重点院校,在北京、上海和广东省被考生冷遇的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据报道,北京市的“一本”(第一批录取的重点院校本科)招生,有77所外地院校的497个名额空缺,其中包括吉林大学、兰州大学这样的全国重点院校;有1/3的外地院校在上海没有招满;在广东则出现了文理科均有100多所外地院校第一志愿无人上线的尴尬局面。
  古话说得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种现象的出现,似乎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仍在扩大的表现。然而,毕竟考生只是到外地读书,并不是去就业呀?
  有论者在《中国教育报》撰文说,这种状况的出现,除了与家长“舍不得孩子出去受苦”之外,还与“北京人”、“上海人”的某些“优越感”有关,云云。这样的分析,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但至少是不得要领。
  我相信,京沪粤的考生及其背后出谋划策的家长与师友,做出这样的选择绝大多数是很“理性”的,是综合权衡了利弊得失而得出的结论。以到外地上大学“可以感受不同的地域文化,其意义绝不亚于大学的专业学习,可能会使孩子受益终身”来劝导,不是迂阔,便是多余。恰恰是京沪粤的很多家长,热衷于把孩子送出国留学,前些年上海人还多有到东邻日本半工半读的。他们何尝不知道“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怎么不怕孩子到外国吃苦呢?要说感受不同的地域文化,当然也是外国的异质文明有更多的“不同”,更能锻炼人的社会能力。
  大道理其实人们都懂,关键是利益考量。王小帅有部电影叫《青红》,讲的是贵州山区“三线”工厂里的原籍上海的家长,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子女在当地成婚扎根,千方百计返回上海的故事。那些家长与我同辈,当年也是热血青年,背诵过“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之类豪迈的诗句,为了支援祖国的“三线”建设(按照毛泽东“要准备打仗”的教导和战略,将临敌的中苏边境和台湾海峡等地称作“一线”,内地纵深地带的深山老林称作“三线”,介于二者之间的城乡当然就是“二线”了),到了贵州某地。“文革”梦醒,他们发现自己“上当”吃亏了,誓不让自己的孩子再作牺牲品。为此,恋爱中的女孩“高圆圆”(青红)的老爸不惜做祝员外,棒打鸳鸯两分离。我几乎敢断言,“高圆圆”如今生活在中国最现代化的都市上海,遥望贵州山区,一定对父亲当年的“无情”心怀深深的感激,虽然偶尔怀想初恋的情愫会有一点遗憾。两地的生活质量和子女的机遇,悬隔有多大?设想一个不得不离乡背井到上海打工的贵州籍农民工(及其借读的孩子),与上海本地人(及其子女几乎想上就可以上的大学招生机会)的国民待遇差别有多大,就不难明白了。
  在京沪粤等经济发达地区上大学,不仅因为这些地方财力投入相对充裕,学校的师资设备较外地院校好,学术文化讲座较多,更重要的是毕业后就业机会较多。软性的,在一个地方读书,当地同学多,参与当地的社会活动(包括家教之类打工)多,积累的人脉多,在我们这个人情社会,这对找工作很有用处。硬性的,这个该死的分割城乡与地域的户籍制度一时还死不了,就业市场的“地方保护主义”还很有市场。比如,北京市朝阳区今年公然宣布,严格限制双外生(外地生源的北京院校应届毕业生,外地院校毕业生进京找工的)在当地就业。中国的首都竟然成了北京人的首都!至于广东,虽然没有这样蛮横的户籍歧视,户籍对学生选择的影响也不是不存在。比如,到内地读大学要转户口,若中途想出国留学,远不如广东户口办签证申请方便和容易。
  怎样才能说服考生不“赖”在京沪粤这些地方?比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更容易做到的是,国家在教育投入的转移支付方面,更多地向“外地”的高校倾斜,而不是更多地向北大清华等高校倾斜,使“外地”高校至少有10多年前的同台竞争力。上大学可以不转户口,京沪粤的考生不用担心到外地读书吃亏。更重要的是,规范就业市场的招工(招干),凭能力而不是凭“人脉”关系。学好了本事,在哪里都好找工,“外地”高校有实力的专业何愁被冷落?
社会学大家费孝通先生,在早年的著作《乡土中国》就已指出: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我们从前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在“乡土社会”,人们“生于斯、长于斯”,地缘与血缘几乎是合一的。而真正的地缘(类似我们今天说的小区、社区、城区,生活和工作在一个地方的人有缘分,却不是靠血缘作纽带——作者注)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而“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中国何时才能走出血缘社会,使人们不靠家世出身,能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可以随兴地“落地生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