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中共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山西黑砖窑事件处理情况。山西洪洞县委副书记因黑砖窑案被免职，县长被建议免职，累计共有95人受处分（7月16日新华社）。
　　在新闻发布会上，山西省纪委副书记杨森林也分别回答了媒体提出的“应受处分官员级别偏低”和“暂未发现腐败”两大敏感话题。从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按照现行的党纪政纪处分条例，对直接责任人的追究只能停留于县处级层面；而对腐败现象的追查，由于尚未掌握足够证据，也就“查不出责不究”。
　　也许“黑砖窑案”确实不存在类似权钱交易、官员入股等显性事件，但按照民众的直觉判断与以往同类性质案件的综合调查，渎职失职、官商勾结、利益寻租等腐败“常见词汇”会第一时间浮现于大家的脑海中。从“黑砖窑案”调查结果与民意之间的反差，笔者要呼吁：要彻底铲除“黑砖窑案”的“软腐败”土壤，方能防止“黑砖窑事件”卷土重来。
　　“软腐败”是近年来民间（并非学界）提出的一个概念，即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贪污受贿，吃拿卡要等被法律明确定义的“硬腐败”行为外，还有一种“软腐败”，也即失职渎职，不作为乃至乱作为。“软腐败”制造者，一种是能力水平不高式的无主观故意，另一种是不想不愿式直面民间疾苦的麻木和对责任的冷漠。“黑砖窑”屹立十多年而安然无恙，我以为绝非个别直接办理人员的责任心沦陷，而呈现出一种制度性的冷漠——比如当下的多头管理体系，由于责任边界的混沌，造成一遇到问题各个职能部门就互相推诿；比如某些部门对真实信息的习惯性封杀，当初那些投诉无门的受害者家属，是否也受到当地某些部门对“负面信息扩大化”利益考量下的刻意隐瞒呢？而那些受到处分的官员中，有些人也许并未从黑砖窑主手中收取直接的好处，但也是间接受益人——只见黑砖窑交一些税、补充一些财政收入的“成绩”，无视其惨无人道的非法用工问题，营造并沉浸在虚幻的“盛世功德”中。
　　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宋寒松就曾透露：渎职侵权犯罪案危害严重，平均个案损失接近贪污犯罪的17倍。我以为，之所以渎职侵权成为“软腐败”灾区，就在于在某些对“软腐败”官员进行责任认定的过程中，往往将其窄化为一种责任过失，并且过分注重付出了多少经济代价、有多少受害者等物质损失后果，而忽略了其行为对政策导向的负面影响、对政府及国家声誉的破坏、对社会整体价值观的长期伤害，乃至成为社会冲突的诱因，这种非物质损失后果的淡化处理，没有将“软腐败”上升到应有的罪责层面，容易让某些应当受到严惩者大事化小，逃脱应负的责任，也造成民众感受与官方问责之间的严重脱节。
　　要论“黑砖窑案”对中国法治造成的危害、对民众权益的肆意侵害，怎么说都不为过。要彻底消除恶劣影响，政府就必须铲除“黑砖窑案”的“软腐败”土壤，建立更广泛、更触及腐败内因的法律纠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