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科学家黄禹锡在胚胎干细胞研究中造假被拆穿之后，我国（包括上海）也陆续揭露出若干学术造假事件。科学道德问题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曾庆红同志在中国科协七大上的致词中说：“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求广大科技工作者进一步增强维护科学尊严的自律意识，做高尚道德情操的践行者。”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在关心科学道德建设。
在公众心目中，科学是最讲实事求是的，科学家是最讲道德操守的。他们也弄虚作假，会极大地伤公众的心。美国关于不良研究行为的联邦政策说得好：科学、工程和其他所有研究领域的良好发展，以及在诸如健康与国家安全领域中研究所带来的益处等，都依赖于研究记录的真实性。同时，公众对研究机构的信赖也需要信得过的研究记录和研究过程。是啊，成果不真实、信不过，我们怎么依靠科学呢？比如，用黄禹锡子虚乌有的干细胞来治病，或者用陈进剽窃来的芯片去装备卫星火箭，岂不要闯大祸？美国科学院提出五个“核心价值”，即诚实、有怀疑精神、公正、易于与国家合作和开放。其中，居于首位的是诚实。他们所说的不良研究行为主要指伪造、篡改和剽窃三类，一句话：不诚实。这也是腐蚀我们的毒瘤。
许多人都知道世界首富、美国微软公司的主要创办者盖茨。可是，也许并不太清楚他成功的一个重要秘诀。上世纪70年代初，软件很不“值钱”，可随意拷贝，不需任何代价。年轻的盖茨敏锐地觉察到，这不利于软件的发展。他冲破重重阻力，连续两次发表《致电脑爱好者的公开信》，严肃指出不付任何代价拷贝软件就是“贼”，强烈要求保护软件开发者的权益。如果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谁还会去开发新的软件呢？正是在盖茨及其支持者的努力下，软件逐渐成为知识产权，得到专利保护。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反对剽窃等不道德行为，还与创新息息相关。创新是需要支持和鼓励的，包括精神与物质。美国专利局的门墙上，镌刻着林肯总统的名言：天才之火注入权益之油。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成果，得不到任何支持和鼓励，等于把创造力降至冰点。因此，伪造、篡改、剽窃之类与创新是反向的：一个上升，另一个必下降。试看前苏联的生物科学，由于索森科、勒柏辛斯卡娅等弄虚作假者的破坏，至今仍与世界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可不能小看科学道德啊，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
人的行为总是这样：哪里风险小效益高，或者成本低得益多，就往哪里走。趋利避害，人之本性也。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学术造假的成本太低风险太小了。在这种情况下，科学道德建设易于流为空谈，做表面文章。因此，窃以为当务之急是加大弄虚作假的成本和风险，使弄虚作假者付出沉重的代价，像韩国处理黄禹锡事件那样。作为常态，不防借鉴美国“科学诚信办公室”的经验。对于每一件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都认真调查研究。一经查实，依情节严肃处理并公之于众。这里，也许用得上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作者：沈铭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