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爱因斯坦这样怀疑的勇气和求真的信念，我们异常佩服。这种科学的精神，是研究科学的唯一基础；我愿仰慕爱因斯坦的国人，首要培养科学的精神，奋然兴起，来研究自然科学。”
你相信吗，上述文字刊载于80多年前（1922年）爱因斯坦访问上海时《东方杂志》的专号上。当你知道我们的前辈，在80多年前就有如此精到的认识和锐利的目光，又作何感想？
最近，《文汇报》关于“爱因斯坦与上海”的系列报道，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思考。1922年，爱因斯坦应邀赴日本讲学，于11月13日乘船抵达上海。虽然只有短短一天，爱翁却游览了南京路、城隍庙等地，还欣赏了昆曲，并到画家王震的家“梓园”与上海文化名流会面。更有意思的是，正是在上海，爱因斯坦与诺贝尔奖“牵手”。说来话长。爱翁于1905年提出狭义相对论，1915年提出广义相对论，誉满全球。特别是1919年的日食观测证实了“光线弯曲”的预言，更使爱翁成为最大的科学“明星”。不过，由于有不同意见，爱翁却未登上诺奖讲坛。对此科学界和公众颇有微词。怎么办呢？1922年，诺奖委员会以提出光量子假说解释光电效应为由授予爱翁1921年度诺奖。尽管不是因为相对论（因此，在诺奖一百余年的历史上并无相对论的记录，这是诺奖的一大遗憾），但爱翁终于赢得桂冠，也是众望所归。抵达上海前，他曾听到获奖的广播，但半信半疑，因为类似的消息曾流传多次。11月13日，当他抵达上海汇山码头时，瑞典驻上海总领事当面向他致贺，引起一片欢呼，他也消除了疑虑。12月31日，爱因斯坦返欧途中再一次到达上海，这一次时间稍长些，还作了有关相对论的讲演，1923年元月2日上午才离沪。在此期间，上海的中外报纸作了大量报道，《改造》、《少年中国》和《东方杂志》还出版了专刊，掀起了一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热。
这段珍贵的历史，我们搞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人，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20多年前，在纪念爱翁诞生100周年的时候，曾有学者作过专题研究并发表论文。但第一，知道的人实在太少了；第二，并没有成为我们的财富。出人意料的是，一位德国友人建议我们要记住爱因斯坦与上海的历史。德国曼海姆市前常务副市长艾格尔博士，通过中国驻德国前大使梅兆荣致函上海有关部门，郑重建议宣传爱因斯坦与上海之缘。于是，才有了《文汇报》的系列报道和方方面面的热烈反响。
我们中国人向来是尊重历史，并且以历史为老师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道尽了主流的历史观。可不知为什么，近些年刮起了一股“戏说历史”之风，历史似乎成了任人拿捏的小面团，或者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怎么能受到尊重呢？著名历史学家、英国的汤因比把历史解读为挑战与应答的历史。在他看来，全部历史，古代的现代的，本国的外国的，都是挑战与应答的过程。汤因比的解读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今天我们面临什么挑战，又该如何应答呢？无疑，科学技术是最重要的挑战之一，科技创新也是不二的应答。因而仍然需要文首所引的科学精神。如果仅仅把上海看成“十里洋场”，而淡忘了它曾经的崇高科学和创新的传统，岂不是把宝贵的资源白白抛弃？依我看，重温爱因斯坦与上海的故事，就是要承接这一传统，并且把“隐传统”变为“显传统”。
大洋彼岸生根开花？
作者：沈铭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