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已经很少听到“辩证的思维”之类的话语了。在如此实利的氛围中，人们的价值目光聚焦在金钱上，哲学、辩证法早已不管用、不吃香了。如果谁还在讲什么辩证法，那很可能被一些人视为“老古董”、“落伍分子”。这种状况，令我这个搞哲学的老人不免心寒。
正因此，当我从广播中听到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市“科技功臣”汤钊猷教授的一席话，感到格外兴奋。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能在肝癌研究和防治方面取得世界公认的成就时，他言简意赅地总结了两条。一条便是“辩证的思维”，另一条则是“细致的实践”。我想，这对于那种漠视哲学的“时尚”，应该是一种警示吧。
二十年前，我曾有幸向汤医生请教。他告诉我，他开始从医时主要搞的是新兴的显微外科，并取得了可喜成绩。后来，鉴于我国肝癌高发，党和国家号召开展肝癌防治研究。当时，肝癌被普遍认为是“癌中之王”，根本无法医治，多数人都不愿或不敢去闯这个雷区。可是，汤医生却想，肝癌的死亡率那么高，我们对它的认识那么少，不正说明有许多尚待揭示的盲区，很可能是一座“金矿”吗？他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对老子“祸福相依”的辩证思想尤为印象深刻。在一定条件下，福可从变成祸，祸也可以转化为福；祸福、利弊、得失、难易、尊卑等都不是截然对立、绝对分明的。受这种观念的启迪，汤医生毅然决定“转行”，投身到肝癌研究中。现在看得很清楚，他当年的选择是多么的富有远见。“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你选择肝癌研究，就能取得重大成就。你还必须在认真细致的实践中，始终用辩证的思维来照亮自己。汤医生正是这样做的。比如，他在临床实践中逐渐发现，在肝癌只能死后诊断或晚期诊断的情况下，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是患者的“最后一幕”。由此得出的结论，如肝癌病程短（半年左右）、多中心发生等不一定准确。我们能不能想办法把“最后一幕”推前到中场乃至开场，从而深化对肝癌的认识和防治呢？从甲胎蛋白诊断中，汤医生看到了这样的曙光。通过长期深入研究，以汤医生为首的团队提出了以亚临床肝癌（无症状的早期肝癌）为核心的一系列新概念，把我们对肝癌的认识和防治提到了一个新水平，受到国际肝癌学界的高度赞扬和普遍认同。
汤医生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或者说习惯：凡事都注重方法，包括思维方法、学习方法、工作方法。他说：“我深深得益于方法”。这句话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曾以此为题写过一篇文章。近些年，汤医生以他丰富的积累和真知灼见，倡导科技人员和医生的“软实力”。如同电脑有硬件软件、投资有硬环境软环境一样，人也有硬实力软实力。人们往往重视硬实力而忽视软实力。其实，软实力，包括人品、心态、思维方法、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等，恰恰是成才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硬实力差不多的人，就看其软实力的差距了。怎么能轻视甚至鄙弃辩证的思维呢？请年轻的朋友不妨想想。
作者：沈铭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