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邪教教主对信徒进行强制性劝导或超常的影响，使信徒不知不觉的改变了人生态度，其精神控制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和危害性。邪教教主一般用以下三种手段对信徒进行精神控制：一是利用人们生存的基本需求，以解决人的身心烦恼来吸引信徒。二是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进行强制性心理改造，进行剥夺性操纵，使信徒自觉地放弃自我，也不会对教主提出任何质疑。三是对传统宗教的修行方法或现代心理学的治疗方法进行篡改，无限夸大它的功能和作用，把它推向极端，并加大信徒的身心和精神压力，用改变身心体验的宗教实践，诱导信徒获得不寻常的神秘体验。邪教教主通过一系列的说教和修炼，使信徒的信仰心理发生很大变化，完全信服教主并全身心投入邪教中。本文对信徒的信仰心理做了较为深入的剖析，指出因其对教主产生的依赖感、恐惧感，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信徒脱离邪教要经历非常艰难的过程，家庭、社会必须给以真切的关怀和鼓励。
[关键词] 邪教 精神控制

　　在西方，很多人把邪教的精神控制称作“洗脑”，即教主对信徒进行强制性的劝导或超常的影响，使信徒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人生态度。接受了“洗脑”的信徒往往心理会发生很大变化，有些人目光呆滞，举止怪诞，是非不分；有些人丧失常人所具有的正常理智和七情六欲；有些人处于精神混乱的边缘；还有人甚至做出一些反社会、反人性的行为，如自杀、自焚、杀人。信徒在参加邪教组织后表现出来的思想和行为方面的巨大反差，往往使家人、朋友感到很困惑，不知道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这不能不使人们对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进行研究，对它所造成的危害性予以揭露。

一、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

　　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有以下几种：
　　1、以解决人的身心烦恼来吸收信徒。
邪教的种类有许许多多，教主的传教手段也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教主在传教时，并不会把他的目的和动机明明白白地告诉信徒，而是用种种世俗的利益和好处来诱惑人们，使许多善良的人往往很轻易地相信他们。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烦恼和困惑，有的是身体上的，如年老体弱，疾病不愈；有的是心理上的，如孤独、恐惧；有的是感情上的，如婚姻危机、丧失亲人；有的是学业事业上的，如高考落榜，失业压力，事业受挫；还有是个人性格上的，如性格孤僻的人难以融入社会，感情脆弱的人难以承受压力；等等。为了提高生命质量，提高生存竞争能力，使生活幸福，许多人都会积极寻找解决困难的有效方法，邪教教主正是利用了人们生存的基本需求，以解决人的身心烦恼来吸引信徒。
　　美国学者查尔斯·y·格洛克用“短缺”理论来说明教派的形成，[1]我们也可用来分析膜拜团体和邪教的形成原因，他区分了五种类型的短缺。第一种是经济的短缺，由有限的收入和对物质必需品的有限获得所组成，感到自己是穷人，在经济上被剥夺。第二是社会的短缺，指特权、权力、社会地位，参加各种活动与组织的机会相对缺乏，经常是经济短缺的伴随物，老年人、妇女、有色人种、少数族裔，往往因经济地位低下，不受尊重，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与组织之外，感到自己是二等、三等公民。第三是机体的短缺，指某些人在肉体和精神健康以及生物机能方面的短缺。第四是伦理上的短缺，人们不能从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与规范中得到明确的答案，便会重新寻找生活的意义，寻找某种替代性的价值体系。第五是心理的短缺，尽管有些人在经济上是成功的，如一些年轻人，但并不感到自己真正为社会所接受。心理短缺有很强的主观性，是心理上产生了问题。
　　当某些人感到有所短缺并与他人产生共鸣时，便会有抗议性的群体产生，当然，一个重要条件是必须有一个领导者，提出一种解决的方法。卡里斯玛教主往往会作出各种许诺，提出解决问题的“捷径”，为人们描绘一幅美好的前景，使人们自愿地跟随他去。
　　在社会中，经济和社会方面发生短缺的大多是社会弱势群体，即老年人、妇女、失业者、或身患各种疾病的人；而在心理上发生短缺的，包括性格、感情上有缺陷，感到不能承受种种竞争和压力的大多是青年和高学历者，因此，新宗教和邪教成员中这两类人都占有较高的比例。教主特别关心处于困难环境中的人，生活贫困，事业艰难，身体病残，环境压抑，意志消沉，情绪低落，当人的感情最脆弱时，遇到关心帮助你的人，听到能使你精神振奋的话语，很多人会立刻放松警惕，投入其中。美国一位心理学教授指出，大部分加入邪教的人，在入教之前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困扰，“其中约1/3的人是非常苦恼而忧伤的，其余2/3的人情况虽不至于那么严重，但都是陷入沮丧、意志消沉及情绪低落的情况中。”[1]当然，并不是所有进入邪教的人都是有缺陷的，也有人是被教主的神圣而崇高的目标所感动，心甘情愿地作出自我牺牲。如美国的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毕业生、青年律师斯托恩在与人民圣殿教牧师琼斯交谈了对于美国政治、社会问题、对世界的种种看法后，被他的“理想”所吸引，虽然他对琼斯的信仰治病和神迹奇事一点也不感兴趣，但还是成为琼斯的知心朋友和得力助手，成为人民圣殿教的核心成员。
　　每种邪教都有一套诱惑和争取成员的方法，有的对病人表示特别的关注，以强身健体为名吸引他们参加；有的对孤独者表示友好，得到了感情回报；有的开设各种培训班，把学员一步步引向歧途；有的为青年创造大展身手的条件，使他们心甘情愿为之效劳；还有用金钱、出国旅游等吸引发展中国家的青年接受培训……许多人在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参加的是什么活动，什么组织，而是怀着善良而单纯的目的，怀着好意，在不知不觉中落入陷阱的。初看上去，这些原因都是非常平常的，任何人都可能碰到，以至于美国一位心理学教授在辅导了一百多位脱离邪教的青年后，发出惊人之语：“在某种情况下，几乎任何青年人都可能被吸收入邪教。”
　　2、强制性心理改造，进行剥夺性操纵
　　利用人们生存的基本需求发展信徒，这是其他宗教或团体也采用的方法，仅从这一方面还不足以说明这就是邪教。问题的关键是在信徒加入组织后，对其进行一系列的强制性心理改造，进行剥夺性操纵。
　　如果以为强制性改造一定是遭受肉体或精神折磨，或用死亡来威胁，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其作用往往适得其反，用粗暴的手段只能使人反感，增加对立情绪。如果一个人真的想影响别人，温和的甜言蜜语更有效果。因此，心理改造的过程往往是潜移默化，难以察觉的。
　　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李夫顿认为邪教营造了八个主题，以促使信徒行为和态度的转化：[1]
　　一是环境控制。邪教组织内有一套独特的言语系统，在其成员中应该说什么话，禁止说什么话，都有明确规定。组织内禁止信徒讨论不允许的事情，并检举那些违反规则的人。为了更好地控制信徒，还劝阻他们与外面的亲友交流思想，及阅读未经组织批准的书籍，甚至不要相信媒体报道的任何事情。
　　二是语言设置。信徒用组织内的“隐语”和“行话”来表达思想，这些外人听不懂的词汇成为组织内交流的特定语言，限制了信徒的思维，也难以与外界沟通。
　　三是要求纯一。只能用一种方式思考和回答问题，要么是对要么是错，认为组织内是绝对正确的，外人是错误的、邪恶的。组织内部的道德和伦理法规都是在纯一的名义下完成，只要目标正确，可以不择手段。
　　四是忏悔。信徒揭露自己过去和现在的行为，使自己感到更有罪、更无助和更害怕，从而更加依赖教主。通过信徒的忏悔和组织的教诲，信徒认识到他们过去的生活，包括与朋友、家庭和外人的相处都是错误的，是应该避免的。因为外人会使你达不到目的并影响组织的发展，从而妨碍你获得最后的真理。
　　五是神秘操纵。邪教教主暗示说他的组织是一个有着更高目标的优秀团体，信徒必须了解哪些特定的行为是组织所需要的，学会理解各种提示并改变自己的行为，并表示是自己自愿选择了这种生活。
　　六是个人教义。信徒被告知只能用“组织概念”来讲述真实情况，而忽略自己的个人感想，学会适应组织所界定的生活，并接受教主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罪名。
　　七是神圣科学。教主声称他的智慧来自古老的科学，为自己的观点和政治意图添上一道让人深信不疑的光芒。教主的教义适用于任何人，而任何不同意这种说法或是持有不同看法的人都是不道德、不虔诚和不科学的。许多教主神化了他们的个人经历，与高高在上的权力紧密相连。
　　八是驱散存在。教主强调“我们是唯一优秀的”，而外人一文不值，是劣等人。这种思维削弱了信徒的正确意识，从而认为自己可以为组织的利益去控制外人。
　　这八个方面的变化是逐渐进行的，美国心理学家埃德加·斯科恩将它分为解冻期、转变期、重新冻结期三个阶段。[1]在解冻期，邪教组织通过演讲、建议、奖惩和其他手段，使信徒对过去的行为和选择感到不安，对过去的价值观进行否定，自信心逐渐削弱，对教主新观念的抵抗力减弱，对自己以前的态度及行为方式都已经解冻了。在转变期，当接受教主的告诫后，信徒的忧郁、恐惧会减少，并努力向老信徒学习，争取赶上他们。信徒与同伴一起生活和行动，互相影响，不断受到鼓励，自觉地放弃了自我，愿意为组织做一切牺牲。在重新冻结期，邪教组织对信徒在社会和心理方面将出现的行为进行奖罚，而信徒既不会抱怨，也不会对教主提出任何质疑，产生了一批始终微笑、不抵抗而又勤劳的信徒，对教主及邪教组织表示高度认同。
　　邪教教主绝对不允许信徒对他或组织产生疑问或不听从命令，一旦发现就给以惩罚，并威胁他将要得到神的惩罚，对于脱离组织的信徒则视为叛徒，在教内进行公开批判，甚至会派人绑架暗杀。这样做一方面处罚了对教主不忠或可能泄露教内秘密的人，同时也给教内的信徒一个警告，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对叛教者的谴责更增强了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3、改变身心体验的宗教实践
　　宗教修行是一种宗教实践活动，各宗教都有自己的一套修行方法，旨在使信徒调节身心，达到一种神秘的体验。但卡里斯玛教主往往把这种修行方法加以篡改，并无限夸大它的功能和作用，诱导信徒跟随他去获得不寻常的体验，使信徒更自觉地依赖教主。
　　有些邪教的宗教实践既吸收了东西方不同宗教的方法，教主又会自己“创造”出一套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尽情宣泄法。持续不断地大声叫喊，如“呼喊派”每次聚会内容就是“反复呼喊主名”，信徒大声喊叫，不停地重复简单的词：“哦”、“主”、“阿门”、“哈利路亚”，每读一句圣经，就要信徒应和大喊，一呼一应，集体进入癫狂状态。长时间的大声呼喊可能导致眩晕、出汗、心跳加速、耳鸣、战栗、感觉害怕、恐惧等生理心理反映，严重的还可引起肌肉痉挛，全身抽动，摔倒在地并暂时失去意识，醒后如经历过梦幻般恐惧的过程。
　　简单的重复动作。集体拍手、旋转、跳舞或做简单的动作，个人完全被整合到集体中去，无主见地跟随群体动作，长时间后也会产生眩晕、恍惚等症状。
冥想、瑜伽、气功等东方宗教的修炼方法。长时间的入静，吐纳练习，反复的深呼吸，单调的动作，使大脑达到催眠状态，练习者很容易出现幻觉。
　　巫术、符咒等原始宗教的操作系统。原始宗教中的巫术、符咒等操作系统在社会底层始终没有消失过，现在又被不少教主加以科学的包装进行推广，它既简单实用又神秘灵验，使人“产生神奇、惊悸、狂热等宗教感情，满足信徒与神秘世界交感的强烈愿望。”[1]
　　催眠。这是一种心理学的方法，使人进入一种思维完全放松的不设防状态，处于被动接受的活动模式，不能清醒地判断听到的话语，想象与现实纠缠在一起，极易接受暗示，又会产生幻觉。医学上使用催眠是为了减轻患者的痛苦和焦虑，且把程序明确告知病人，但邪教教主却隐瞒自己对信徒使用催眠，使信徒失去意识和分析能力，不知不觉之中被教主改变了心智，成为百依百顺的奴隶。
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教主还刻意加大信徒的身体和精神压力，当身心极度疲惫时很容易产生幻觉，教主用减少睡眠，粗劣的食物，过度工作，禁止性欲等各种手段来控制信徒。很多膜拜团体中的信徒每天修炼多达十几小时，吃单调的素食，且常常吃不饱，处于半饥饿状态。还有的信徒承担了团体内繁重的体力劳动，体力消耗很大，头脑却很简单。长此以往，使信徒的身心都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思想和行为都极易被教主控制。
　　许多修行和修炼方法并不是卡里斯玛教主的新创造，而是攫取了宗教、巫术、现代心理学等方法。应该说，有些修炼方法并非没有益处，只要得当，会对信徒的身心带来愉悦，精神达到宁静和超脱，或产生神秘的宗教体验。但如长时间专注于此，过长过度的“修炼”，完全排斥理性思维，有些信徒就可能走火入魔，精神错乱；或精神极度亢奋，引发宗教狂热；或头脑简单，分不清是非曲折，完全听从教主的指令，制造出害人害己的事件。

　　二、邪教信徒的信仰心理

　　邪教教主通过一系列的说教和修炼，使信徒完全信服他并全身心地投身于邪教中，他们以一种更顽强的高贵感和圣洁感来蔑视尘世的俗事，认为自己是在追求一个神圣而崇高的目标，并甘愿为之作出自我牺牲。西方哲学家蒂利希说过一句名言：宗教是人的终极追求。有的国外学者认为，邪教也是新兴的宗教，对信徒而言，他为之付出了全身心的信仰是神圣的，是他生命意义的寄托，是他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们的信仰心理与一般宗教信徒的信仰心理有许多相似之处。
　　1、信仰的神圣感。
　　宗教是对神圣事物的信仰，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信仰者对神圣事物的认定是不同的，法国社会学者杜尔克姆（e·durkheim）认为，“一切已知的宗教信仰，不管它们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都有一种特征是共同的，即它们都包含由人所作出的两种分类，即现实的和理想的。这两个对立的属性通常用两个不同的词来表示，即‘世俗的’和‘神圣的’。它把世界一切事物亦分成两个领域，一个是神圣的，一个是世俗的。”[1]所谓世俗的，是指日常的生活经验；而神圣的，是在世俗经验之外超验的体验，神圣性由超越性而来，并非靠日常经验获得，信仰、神话、教义和传说都表达了神圣事物的性质。 杜尔克姆认为，有些神圣的东西是抽象的，精神的，超自然超人类的，如上帝和灵魂之类人格化的存在物，但对宗教徒来说，神圣事物并不只是神灵和灵魂之类人格化的存在物，一块石头，一棵树木，一片木头，一注泉水等都可以被认作是神圣的。信仰者对神圣物怀有敬畏、恐惧、依赖的感情，对之顶礼膜拜。膜拜团体的信徒把教主视为心目中的神圣物，把自己的一生都维系在教主身上，希望教主能把他们带向光明的彼岸。
　　2、神秘体验。
　　宗教信仰的神圣性不是靠理性得到，而是靠个人的感觉经验获得，是一种非理性的信仰，欧洲教父时期神学家德尔徒良说：“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正是反映了宗教信仰非理性的特点。马林诺夫斯基说，宗教信仰是“由狂热的崇拜和宗教仪式来体现并加以维持的。”[2]信徒通过修炼、崇拜或其他途径获得超感觉的神秘体验，这种在神秘主义经验中获得的满足，实际上是以心理的满足代替了客观需要的满足。这时个体心理会进入高度兴奋状态，甚至达到心物合一、物我两忘的神秘境界。信徒的宗教感情和神秘经验是互为因果的，神秘经验要以宗教感情为前提；而有了神秘经验，会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其宗教感情。不少自认为获得神秘体验的信徒会产生强烈的对宇宙、对生命的感悟。不少膜拜团体专注于追求神秘体验，以增强信徒的宗教感情。
　　3、依赖感。
　　依赖感是人基于需要对某些对象所产生的感情，是宗教产生的基础。人因个体生命的有限、渺小、短暂而产生对无限、永恒的向往，美国心理学家弗罗姆认为信仰宗教是因为人渴望感到可靠、无忧、安全，“成人像儿童一样，也渴望着有人能使他感到可靠、无忧、安全，正是这个原因，他愿意更倾向于崇拜偶像、崇拜那些救世主和圣人。”[1]有不少信徒认为教主拥有神通能力，不仅可以治病，还可以消灾免难，化除各种有形无形的焦虑与灾难，教主就是神圣的化身，对他产生强烈的依赖感，只有在教主的庇护下才感到安全、可靠、无忧无虑，离开教主便会陷入孤立无助，无所适从的焦虑情绪中。
　　4、恐惧感。
　　人因恐惧而产生神，因恐惧而敬畏神。当教主成为信徒崇拜的对象时，也成为他们恐惧的对象。他们怕对教主的不忠会得不到他的庇佑，背叛教主会给自己带来恶运，这种恐惧来自于对神圣权威的敬畏和对自身命运的关切，会在心理形成巨大的压力。
　　邪教信徒的信仰心理基本与一般宗教信徒的心理相同，但更加狂热和偏执，对教主的依赖感更强，恐惧感更深。尤其是那些虔诚的信徒，他们对教主是主动追随，充满了感恩和崇拜之情，愿意共同“弘法”、“护法”，甚至献身，这对信徒来说，满足了他达到最高境界的成就感，被视为一种“高尚”的行动。他们的身心和行为已经被教主牢牢地控制住，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

三、脱离邪教的艰难过程

　　俗话说，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信徒要脱离邪教，也会处于这么一种艰难的处境。在西方国家，脱离邪教者大约有这么几种情况。
　　一种是志愿脱离者，有些信徒加入邪教后，发现自己被欺骗，他们醒悟了；还有些人是厌倦了教内的生活，要求离开。但这些人往往受到邪教教主的威胁和阻挡，被视为“叛变”，遭到教主的谴责。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意志才能脱离，而且脱离邪教之后还可能遭到跟踪追击，甚至谋杀。为防止信徒逃跑，有些邪教还购置武器，组织卫队，发现逃跑者就抓回，轻则打骂，重则处死，用杀鸡儆猴的手段使教内的其他信徒不敢轻举妄动。曾是人民圣殿教核心“计划委员会”成员，在团体中待了6年多的珍妮·米尔斯夫妇，发现琼斯越来越倾向于好斗的政治活动时，对“圣殿”越来越没有信心了，同时，他们对琼斯的性行为以及他对信徒性生活的干预也直率地表示反感。但他们想要脱离“圣殿”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米尔斯说，“1973年后，我们留在教内不是因为留恋这个组织。我们之所以留下是因为我们知道一旦离开就会被杀掉。琼斯在计划委员会会议上，私下里或公开警告过我们几百次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只要你离开邪教就会有杀身之祸。”[1]当他们于1975年终于下决心离开“圣殿”以后，麻烦接踵而来：先是“圣殿”派代表来劝说他们改变主意，遭到拒绝；而后又来人要搜查他们的住宅，说是“圣殿”丢了文件；还威胁要公开宣布他们折磨孩子。琼斯则在教派的讲坛上攻击他们，说他们是不愿作出自我牺牲的懦夫，是出卖兄弟姐妹的叛徒。[2]他们不得不改名换姓，继续与“圣殿”斗争。但最终还是被秘密杀害。
　　自愿脱离邪教的前信徒往往对邪教和教主的内幕有深入的了解和切肤之痛，他们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是向社会揭露邪教和教主的最好人选，其现身说法会帮助人们更好认清邪教的真面目。目前西方有一些脱离邪教的前信徒写文章，创办网站，揭露邪教内幕，在反邪教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
　　还有一种是在父母、朋友、社会工作者等的帮助下脱离邪教。有些信徒在家人和亲友的干预、规劝下开始醒悟，半自愿半强制地离开邪教。这些脱离邪教的信徒往往会在心理上、感情上经历痛苦的过程，在进入社会时产生种种困扰，很容易产生压抑、孤独、自卑的感觉，有过多的疑虑、恐慌、羞愧和犯罪感。他们会认为退出邪教使自己失去了朋友，失去生活的使命和人生的方向，对未来的生活感到恐惧或无所适从，甚至担心受惩罚，或招来杀身之祸。他们需要得到心理学家的辅导，亲友的帮助和社会的关怀。有些信徒在亲友和社会的鼓励帮助下与邪教彻底断绝了关系，回归社会，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但也有些信徒会产生动摇、反复，甚至重新回归邪教。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家庭和社会如何做工作，总有一些信徒不愿脱离邪教，不愿离开教主。他们声称跟随教主使他们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宗教体验，这个体验完全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信仰和行为。确实有人加入邪教团体以后，戒除了那些似乎不可救药的恶习：嗜酒成瘾，吸毒，不正当的生活方式，犯罪。他们相信，他们所追求的目的已全部达到，获得了精神上的宁静，健壮的体魄，永恒的信仰，忠实的朋友，温暖的“家”……他们往往会说：“我们找到了真理”，“我们获得了重生”，“我们完全成了新人”。因此，当有些做父母的想强迫子女脱离这些邪教时，往往会遭到他们顽强的反抗，以致于双方的关系陷入更僵持的状态。当人们试图用科学和理性去证明邪教的谬误时，也不能被信徒所认同，他们认为其信仰是超越宇宙自然的，无法用科学证明。事实上，许多宗教的信仰基础是建立在个人体验和经验基础之上，强调其神秘主义的非理性成分，无法与科学进行对话。而当社会把攻击的矛头对准邪教教主，指责他们是精神病患者、独裁者、暴君、诈骗钱财的骗子，或在道德上有劣迹的流氓，企图使信徒放弃对教主的追随时，其结果更适得其反，信徒对教主的忠诚使他们认为这是虚构的谎言或迫害的形式，反而更激起他们护教的斗志和决心，甚至不惜一切与之对抗。人民圣殿教信徒在琼斯不断被社会揭露时多次进行集体自杀的演习，表示一旦发生危机就集体进行“革命性自杀”；大卫教派的信徒在教主指挥下与警察展开枪战，死不“投降”，最后集体葬身火海；上帝之子的信徒在美国遭到家长和社会谴责后走向世界各地，继续诱惑青年加入他们的组织；科学教派也是不断在美国卷入法律诉讼案件，受到社会指责后向欧洲其它国家发展。事实证明，任何强制的、简单的手段并不能使邪教信徒放弃信仰，只能激起他的敌对情绪和反抗精神。当信徒把教主作为“神”崇拜有加时，很难从中清醒过来并脱离其精神控制。
　　要使邪教信徒摆脱教主的精神控制，重新回归社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对邪教信徒而言，信仰使他们狂热，丧失理智，理性会使他们清醒。但信仰又牵涉到信徒精神层面的问题，必须谨慎对待。西方社会中不少邪教信徒的家长、教育工作者、宗教教职人员和心理学者倾注了大量精力，以各种方法帮助误入歧途的信徒脱离邪教，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我们还应看到，无论社会如何做工作，总有些信徒视信仰为其生命意义的全部所在，不肯放弃信仰，最终成为邪教教主的殉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