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nti-cult movement in america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宗教问题。
1970年以来，美国的宗教出现若干倾向。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周期性的社会反抗浪潮，以及接踵而至、遍及全国的宗教复兴震荡着整个美国。全国范围的宗教复兴出现在70年代早期，之前是60年代的反抗热潮；所有的人群，不论其是否宗教团体，都对宗教问题给予很高的关注。当传统的宗教获取大丰收的同时，新兴宗教以及宗教的替代物层出不穷。
整个20世纪，教会和宗教信徒急剧增长，其增长超过成长人口对有组织的宗教团体需求的比例；同时，宗教的教派、宗教的数量也在稳定地增加。1975年左右，出现了非东正教和非传统宗教及精神性团体——隐秘、玄学、秘密宗派以及东方教派的许多不同的种类或变种，至少有800个不同的教派、宗派与效忠基督教的教徒和公众竞争，这些教派、宗教组织的数量以及教徒参加的人数都在上升。当大多数的美国人簇拥到基督教堂时，数量稍小的、但绝非不显眼的群体成为了巫师、占行术士或炼金术士、神智学者、佛教或印度教教徒。这些传统宗教替代物的观念在1965年废除了排斥亚洲人法令（asian exclusion acts）后开始兴盛。在1965~1975年的10年间，东方人的教师们移民到美国并开始了新的运动，给美国原开发地的先驱和宗教信徒们输入了新的生活。70年代开始的美国宗教复兴运动，为亚洲人的团体传播他们所带来的新宗教提供了机会。

公众与社会的关注。
一些新宗教皈依者的家长感到担心。他们的儿子和女儿，一群年轻人从循规蹈矩、受到良好教育和信奉传统主流宗教，滑落到从学校出走、放弃工作的地步，他们出现在迄今从未听说过的某个团体里，这个团体占据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向他们鼓吹超寻常的观念以及与许多现行社会结构不同的声音和意见。这些观念已经对他们的孩子产生了影响并使他们的行为有了变化——挑选和佩戴奇怪的宗教服饰、素食减肥，圣歌和深思冥想，拒绝选择任何职业以及不近人情或简朴的生活方式——跟家长作对甚至更甚。新宗教的皈依者们已经或似乎从引起公众的关注迅速地转变为建立有西方社会宗教特征和地位的群体。在这些团体中，“宗教”是他们真实生活的教义，侵入了每一时刻并几乎成为他们全部生命的需要。
太多的事例显示了成员加入新宗教与他们脱离家庭、摆脱亲属关系的过程相一致。家长们职责新宗教离间和疏远了他们的子女。所有的家长们看到他们后代激进的变化——拒绝所有家长认为是好的和正确的事物，抛弃家长们一辈子含辛茹苦提供的生活环境，如接受大学教育、结婚、职业以及在郊区居住等。有类似经历的一些家长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第一个反对邪教的组织团体——从“上帝质子”解救我们的孩子家长委员会（后来简写为解救上帝之子，简称freecoc）。

反邪教运动的传播。
在1974年，反邪教社会团体重新组建为美国家长志愿者协会（volunteer parents of american，简称vpa），它逐渐成长，同类的团体也出现在美国其他地区以及加拿大。1976年是反邪教运动的紧要关头，统一教（unification church）已被认为是当时所有破坏性邪教中最重要的代表。反邪教运动的领导人认为，战略转移的重要标志是参议员罗伯特·多尔（robert dole）主持华盛顿特区的听证会。在听证会上，许多家长以及其它的控诉人反对一般性邪教，特别控诉和反对统一教，还出版了听证会的文集。
听证会变成催化剂，促成了期待多年的、建立一个有全国性网络的组织。但其发展也面临曲折——反邪教运动的力量集中在群众多的地方组织的层面，而能够在大都市范围开展组织的活动和团体很少。全国性网络组织的活动特点和工作范围是：在全国发行出版物，支持公众的常规节目，为家长解救和转化受害者的邪教练习者提供帮助和服务。
1978年11月圭亚那琼斯镇（jones town）发生的邪教惨案，为反邪教运动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抓住这个机会，该运动领导人提交了新的报告，参议员多尔同意成立关于圭亚那惨案听证会，听证会成为了新的反邪教论坛。关注邪教问题使得另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美国家庭基金会（american family foundation，简称aff）再生，但它并没有取代其他众多的地方组织。由于aff的领导层包括心理学的专业人员，如最有名的精神病医生，它立刻变成反邪教运动的重要成员。aff开始为反对邪教运动大量出版期刊，后来，期刊变成学术性地季刊。

反邪教运动的行动计划。
开始，反邪教运动聚焦在家长的危难和悲伤方面。因为自己刚成年的孩子抛弃家庭、职业、学业和正常人的前途，成为要求苛刻、非传统宗教，即邪教的成员，这些家长承担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单一的需求决定了当时反邪教运动的活动方式和大多数组织形式仅仅是为家长服务，为他们的子女摆脱邪教组织提供帮助。家长因为孩子加入邪教所引起的悲观甚至超过失去他们，反邪教组织努力工作，为家长提供了超过个人努力所能得到的更大的帮助。反邪教运动由此主要展开了三个方面的工作：解除邪教的精神控制、反邪教立法程序和民事诉讼。
20世纪70年代反邪教运动高举义旗，最初的行动计划获得成功。在1970~1980年的第一个10年，反邪教的活动以及邪教的负面形象都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人民和历史有目共睹反邪教运动的成效和功绩。反邪教运动的书面发言人在许多书刊、小册子上阐述反邪教的理论和计划，为大众流行期刊撰写文章。以采访和报道前邪教成员在邪教组织内外的生活方式为特点，持久稳固地开展与媒体的合作，反邪教运动通过报纸和杂志广为报道和传播。媒体对邪教问题和现象提出警告，并很快抓住了邪教及其教主的劣迹。多年来反邪教运动以新宗教为鞭子和对象，直接或间接开创了研究工作并聚集了大量的文献著作。
公众通过媒体关注邪教组织的负面影响，引起一些政府机构，特别是美国国税局对现存的非传统宗教团体的重视。国税局调查了一些新的宗教团体，并以偷税罪对一些组织和争议很大的、统一教的头目文鲜明进行起诉，还拒绝了一些团体的免税地位。反邪教运动关于政府关注和处置邪教的主张赢得了部分支持，获得了一定的影响，为朝向目标前进的每一个成功而欢呼。
解除邪教精神控制程序（deprogram，以下简称解除程序）。70年代早期，当时对邪教成员实施一整套解除邪教精神控制的程序，它是打破邪教成员与其所参加的邪教组织联系的一种强制性的技术手段。解除程序的目的是使前邪教的成员放弃或脱离邪教组织，信任家庭，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以重新获取家长或家庭的接受。程序包括强制性拘留或滞留邪教成员、运用各种强大的心理压力（讯问、失去独居而受到干扰、亵渎宗教和神灵、家长以及亲属群体的压力）。解除程序的成功性质有50%，而且获得人员主要是加入邪教组织不到2年的练习者。但是，这个成功是十分重要的，它给了进行接触程序和转化教育工作的家长们以希望。被解除成功的前邪教成员成为反邪教运动重要的发言人，在邪教组织的独特经历增加了他们在邪教问题诉讼案重的威信和权威。许多前邪教成员一旦被解除了邪教的精神控制，马上成为参加解除程序和教育转化的工作人员。
解除邪教精神控制程序取得一定成功的同时，遭到一些社会团体的攻击和指责。1974年，教会领袖在国家宗教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通过了措辞强烈的决议反对解除程序。一些宗教组织的团体与宗教领袖、宗教信仰自由运动者以及邪教头目联首，保卫他们团体的权利，反对他们的信徒被实行解除程序、被转化教育。这些组织公布了调查报告，报告说明一些人经历了解除程序但还留在邪教组织内，并强调指出解除程序重的暴力事件和练习者个人所遭受的虐待。当反对者的意见不能停止解除程序工作时，他们即在法律和法院设立防线，严格禁止解除邪教精神控制程序的合法化。
1980年，开始了另一场对解除程序的批判。首先，已经转化的前成员开始宣称在解除程序中采取了强制和操纵手段；其次，而且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些非正式的支持反邪教的团体，开始宣布反对解除程序。1980年，一位最多产的基督教作家在关于邪教问题时写道：“我不支持属于解除程序的处理邪教成员的方法和实践。邪教成员被教主蒙蔽是真实的，但他们有自己下决心、做判断的权利。”1981年签署的关于解除程序新声明宣布：“不能推荐、支持获宽恕不顾及个人或本人的反对意愿，即对个人实行看护或控制的做法。”来自反邪教同行的不同声音，使得反邪教组织改变了策略和工作方式。此后，反邪教人士开始把解除程序改变为众所周知的“离开邪教的咨询”，而直接咨询工作的目标是鼓励邪教成员离开邪教组织。到80年代中期，以解除程序为基础的工作已经明显的衰弱。（待续）

作者：杰弗里·海丁教授（prof.jeeffrcy hadden），美国维吉尼州大学社会系（soc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此文仅登在1997年《宗教运动主页计划》（religious movements homepage project）
译者简介：耿耿，中国无神论学会，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