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任陕西省清涧县委党校马列主义哲学课教员，1996年在吉林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校期间加入“法轮功”组织，1997年分配到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作为一名年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一直不安心搞科研，而是把“法轮大法”做为自己的信仰和理想，任“法轮功”西安市吉祥村练功点负责人，每日扯幡聚众练功、传功。1999年7月14日，我给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发了一封特快专递，为“法轮功”鸣不平，7月22日，又顶风赴京上访滋事，被抓获遣返。10月底，中央指明“法轮功”为邪教组织，我即向院里提出辞职申请，并声明否定自己曾作过的悔过认识，以示抗议。2000年元旦前夕，我参加了广东“法轮功”人员在西安策划组织的“千禧年子夜行动”秘密聚会，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经各级组织和省社科院党委艰苦细致的教育帮助，我逐步从痴迷、顽固到初步觉醒，又大起大落，几经反复,终于幡然悔悟。在深刻反躬自省的基础上，我决心同邪教“法轮功”组织彻底决裂，重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老实人”到“法轮功”练习者
　　生在黄土高原的农民家庭，我自小以“勤奋好学、乐于助人、与世无争”的形象出现，被人称呼为“老实人”。我酷爱哲学，高中开始，就自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学四年，又接受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其中还接触了西方哲学（包括现代西方思潮）的一些思想，认为一个完美的人，是能够把对社会的贡献和个人的奋斗完全统一起来的。
　　1994年，我来到吉林大学，废寝忘食、不敢丝毫懈怠地阅读了大量书籍，连寒暑假和春节都不例外。但这种生吞活剥式的学习，并没有给我增加几分希望。却使我对人生道路逐渐感到迷茫。随着时光的推移，这种迷茫变得悲观起来。人是怎么回事？我应该走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带着这样的问题，我翻阅了老子《道德经》，发现了“无为”的处世态度，抄阅了《妙法莲花经》，升起了“慈悲”的待人思想，又加上了孔孟的“仁义忠信”。这些思想逐渐地控制了我。在积极向上的信念与消极厌世的情绪的较量中，后者占据了优势，并淹没了前者。
　　由于长期的劳累，我的身体每况愈下。95年9月，在同学介绍下，我练起了“香功”，觉得身体好了一些，后因学习忙放弃了。96年3月，我开始翻阅李洪志的《转法轮》和一些“经文”等。这些东西，采用了道教、儒家和佛教的一些术语。我自认为找到了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并开始以“法轮功”这个迷惑人的邪教为“指导”，走上了“修炼”的道路，并且下决心做一个“法轮功”的虔诚“修炼者”。

　　从虔诚的修炼者到迷茫的怀疑者
　　一旦跨入邪教“法轮功”的圈子里，就很难再走出来。
　　李洪志讲“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是宇宙的最高法理”。在我机械的思想中，真和善没有问题，而忍则是有条件的。经过长时间的选择之后，居然对“忍”也默认了。我虽然曾经对他讲的“神”、“天国”发生过怀疑，但在“功友”当中，除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外，对李洪志的话不能有任何的怀疑和动摇，不理解是因为自己“学法”不深，“层次”不够，只有每天“学法”，才能解决思想上的迷惑。这样渐渐地陷进了他设下的思想泥潭，丧失了理性和思考的自主权。这样只能做一个邪教思想控制下唯命是从的奴隶。
　　于是，我把“修炼”作为人生的最大目标，生活的唯一依托，对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抱着一种“等待”的态度；对待做坏事的坏人，忍声吞气，甚至助长其所做所为。完全变成了束手束脚、不分是非的人。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平时我与同事们关系相处很好。但由于已迷上了“法轮功”，我确实把自己当作一名忠实的“法轮功”练习者，对工作不思上进，手头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活，没有活就不干了。这种懒散心理，不仅使我没有意识到在白白浪费着黄金般的时光，而且误认为这是李洪志“师父”的安排。一天抽几个小时学法练功，心里确实认为自己很“精进”。不久，有人提出让我做练功点的辅导员。我以为这是个做好事的机会，自己是个年轻人，又在大学念过书，再加上“空余”时间比较多，就自告奋勇地当上了。从此几乎把心思全用到“法轮功”上了。因为要做“好事”，所以平时就省吃俭用，把积攒的钱资助给了比自己困难的人，而心中却暗喜：“这是师父叫我做的”。现在想起来，这是多么的愚蠢。国家和人民培养一个硕士生，是为了让他做贡献，而不是白吃饭，更不是养肥一个邪教的信徒。
　　由于深陷“法轮功”泥潭，我对中央的决策就怀有抵触情绪。1999年“4.25”事件之后，院、所领导多次找我谈话，劝我不要练了。而我却不接受，认为“练功是个人的事，谁也不应当管”。还是我行我素，“只听李洪志的话，其他人的话一概不听”。在这种痴迷状态下，真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在全院进行体制改革和实行聘任制的大潮中，我固执、痴迷到准备讨饭吃，准备上山，甚至一度想了结自己，去“修炼圆满”。
　　1999年7月22日，中央把“法轮大法研究会”定为非法组织，我心目中只有“法轮大法”，以为李洪志和“法轮功”练习者都是真正“无私奉献”的人。于是就“行使民主权力”，进京“上访”、“护法”，要讨回一个说法，以为这样做是为“正义”而献身。被抓获遣返后，我还失去理智地、甚至兴高采烈地讲，“法轮功”是多么多么的好，替“法轮功”辩护。院党办、保卫科多次帮教，专门给我搬来一台电视机，让我收看新闻节目，了解事实真相。看到录相中“4·25”数以万计的“法轮功”人员围攻中南海的情景，“法轮功”练习者有病不治身亡的例子，等等。自己对这些宣传表示“怀疑”，认为这些即使是真的也只是当事人自己的事，与“法轮功”无关。于是向院党组织作了“行动上不对抗，思想上要信仰（法轮功）”的消极表示。甚至妄言：“让我批判师傅（李洪志），我的心就在流血”。
　　在各级组织持续不断的帮助教育下，通过长期的读书、看报和看电视，我心里对“法轮功”的信仰也渐渐产生了怀疑：难道真的是中央的决策错了吗？难道这一个个血淋淋的事例都与“法轮功”的法理无关吗？我往后的路该怎么走呢？在中央的正确决策和“法轮功”的歪理邪说之间，我陷入苦苦的思索之中。
　　1999年10月下旬，中央宣布“法轮功”是邪教，我心里极为震惊，感到精神世界完全崩溃了。认为既然“法轮功”是邪教，从此我的一切都完了，什么都没有了！那就回家耕地，或者漂泊四方吧。当即给组织递交了书面声明，宣布以前所有的检查和保证均无效，并提出了辞职申请。在院党组织、保卫科和公安部门的努力挽救和帮助之下，我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和行为不对，再次向组织作了检讨。但心里的疙瘩并没有真正解开。
　　12月底，我听说有“法轮功”练习者搞一个“千禧年子夜”聚会，交流心得，就怀着侥幸的心理去参加了。公安机关给我以行政拘留处分。我这才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因为我是抱着对“法轮功”的眷恋之情，做了违法的事，欺骗了所有教育、帮助、关心我的人。它将使我的名誉扫地。在接到行政拘留通知书的时候，我真诚地认为错了。从这时，我开始真正对“法轮功”的歪理邪说作出认真的反思了。

　　从“法轮功”的决裂者到时代的自新者
　　高高的围墙，一群心理变态的人们，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思考着，我为什么与他们为伍？在社会当中，作一个什么样的人才是正当的？脑子里一直翻来复去地总结自己的所做所为，深深感到人的人格和尊严是多么的珍贵，人的自立和自强是多么的重要。而这些都与邪教的说教格格不入。我决心从“法轮功”泥潭中跳出来，走一条改过自新的道路。
　　回到院里，我真的有好多话要说，但又无法说出。因为我知道，我的所做所为，太令人失望了。我也真的无法面对眼前的一切。真希望时间能倒转。我能理解所有为我叹息的人们都是在挽救我、帮助我；我也丧失了对许多人说话、表白的机会。对千里迢迢前来看望我的父亲，我长跪在地上，含着眼泪向他悔过，向他认错，向他保证。因为这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亲情。现在想起来，真正的思想转变，是在痛苦的抉择和漫长的思索过程中实现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跳出了“法轮功”邪教的圈子，回过头来才明白了。反思自己为什么深陷其中而迟迟不能与之彻底决裂。这不只与我的天真幼稚、社会阅历浅有关，更与我长期放松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有极大的关系。在大是大非面前，在邪教泛滥的时候，丧失了思想辨别力，以至于对“法轮功”邪教的本质没有最起码的认识，更谈不上理性的反思和科学的批判。
　　李洪志编造的“法轮功”的“法理”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以日常说教为诱饵，以抄袭词句为手段，以唯心主义为基础拼凑起来的“有神论”的大杂烩罢了。它赤裸裸地宣杨“天国”、“来世”、“度人”和“成佛成神”。这个经不起推敲的歪理邪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相信？又为什么会卷入其中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今天，社会的生产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社会的压力、以及腐败现象、社会上的不良风气都在影响着个人的观念和行为，甚至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动摇。这样，在价值观、人生观、乃至世界观的方面就会产生深层次的思想困惑。这个世界是什么？怎样活着才有真正的意义？这些问题的背后就存在着无神论和有神论的较量、科学与迷信的较量。“法轮功”邪教之所以能泛滥，不能说与现代人们的思想信念的发生变化没有关系。
　　回过头来看，李洪志编造的一套歪理邪说与世界上其他邪教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从所有邪教教旨的基本前提──世界末日说编造出地球将要出现大爆炸，人类将要毁灭。他又梦呓般地说宇宙的更替是由神，其实也就是说，由他来决定，人类和宇宙只有在他的“法轮大法”中才能得到拯救；地球只不过是个宇宙的“垃圾站”和“业力球”；社会也只是个“大染缸”，所有不学“法轮大法”的人都在“随波逐流”。他肆意歪曲人类科学的历史，说什么达尔文进化论是一个错误，现在的科学在不断地“封闭”着自己，胡说什么人不是自然进化来的，而是“神”创造的。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他操纵“法轮功”组织动辄冲击党政机关、新闻单位，强占公共场所，扰乱社会秩序，在“善良”面纱掩盖下，在“合法”的形式掩护下，向政府发难。然而无论他的胡言乱语多么动听，多么诱惑，但邪教只能蒙骗一时。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它的险恶用心。
　　亡羊补牢犹未晚，痛定思痛言可悔。自己从卷入邪教“法轮功”的旋涡到挣脱出来，经历了思想更新的过程。我深切体会到，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培养和增强社会观察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以此提高辩证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境界。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与社会的广泛交往，来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内在统一。在市场中竞争，在知识中更新，在事业中发展自己，才会真正地对社会有所贡献。否则，一定会在市场经济的法则之中，在知识经济的飞跃之中被淘汰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