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普及概况(摘要)

中国科学技术普及概况(摘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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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报告起草于2001年初,2001年6月正式提交给科技部。原稿共13章,此处只摘出若干段落。2003年8月本“汇编”编者注。
2001年6月
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
执笔:吴国盛、刘华杰
概要
◆科学技术普及简称科普。科普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受益者是全体公民和整个国家。科普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巨大的作用表现在多个方面,并且需要时间,对待科普不能采取急功近利的态度。
◆中国公众虽然科学素养不高,但对科学却非常感兴趣。
◆电视和报纸是我国公众获取各种科技信息的首选渠道,加强这两大传媒的科普力量,是当前提高我国公众科学素养的重要手段。
◆公众对超自然现象的态度与传媒的导向有直接关系,加强传媒的科学素养、科学精神的培养十分紧迫。
◆科学是全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中国应当加速引进国外优秀科普影视作品和科普图书。
◆中国科普创作队伍严重老龄化,科普创作观念陈旧,迫切需要转变机制,吸纳新鲜血液。
◆科普出版界严重缺乏优秀作者、译者和评论家,直接影响到原创科普图书的出版和国外科普图书的引进与翻译。
◆为了防止出现因无知而造成的宣传伪科学现象,主要传媒应该建立科普专家顾问组或专家咨询网。科普影片策划、制作过程中要加强专家咨询与专家评审。
◆我国科普期刊仍然是条块分割,缺乏旗舰,发行量均居低不上。
◆科研机构理所当然要把科学普及列为自己的重要工作任务之一,要给纳税人一个说法。应该把科普纳入对科研院所的评估体系。
◆高等院校开设“科学传播专业”十分必要。目前的科技新闻从业者多毕业于纯文科或者纯理科,专业训练严重不足,直接影响到科技报道的质量。
◆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农村科普难度较大。农村科普工作者也不可能负担远远超自己职责的与科普相关的其他重任,农村的社会发展与科技息息相关,但需要各部门的共同努力。
◆有条件的企业应该把握时机,开拓和占领科普型文化市场。
◆中国的科普理论研究水平很低,科普界对理论研究重视不够。
导论
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基础和支柱,是国家竞争力的象征和国民文明程度的一种标尺。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就是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就是提升整个民族的文明水平。
科学技术普及简称科普,它是正规教育的一种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补充。科普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受益者是全体公民和整个国家。科普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巨大的作用表现在多个方面,并且需要时间,对待科普不能采取急功近利的态度。中国政府十分重视科普,在全社会积极倡导科学技术普及和科学文化建设。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科普事业也在不断调整。在过去的计划体制之下,政府支持科普的方式包括:设立专门机构、拨出专项经费、养活一批专职科普人员。其优点是,对科普事业有一个基础的社会保证机制;缺点是,同一切计划体制下的其他事业运行一样,效率不高,资源浪费,产出不足。市场体制之下政府支持科普的方式包括:继续拨出专项经费,但以项目制的方式向全社会开放;对专职科普机构实行税费优惠和政策倾斜;鼓励科研机构和企业向科普事业投入;鼓励居民社区参加科普活动,移风易俗,开启民智。
中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均衡的国家,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差别极大,中国的科普事业必然是一项复杂的多层次的系统工程,不可能存在单一的模式。中国也不是近代科学的故乡,缺乏近代科学生根发芽的基本土壤。因此,树立科技立国的民族共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做大量工作,中国的科普事业任重而道远。
公众科学素养
公众科学素养即为公众对当代科学技术的理解与运用能力。对科学技术的理解能力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对科学技术知识的理解;第二,对科学研究的过程、方法和科学成果确认程序的理解;第三,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功能的理解。对科学技术的运用能力指公民用科学的眼光看待世界、分析问题、处理日常生活中的事务的能力。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每两年一次,后来中断,从2001年恢复。1996年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公众在科学知识方面达标的有24.5%,在科学方法方面达标的有2.6%,在科学的社会影响方面达标的有3.2%,综合起来,中国公众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只有0.2%.这个结果与1992年和1994年的调查结果基本持平,表明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水平比较低下,短期内局面难以有很大的改观。
科学素养与受教育程度直接相关。我国公众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是科学素养不高的直接原因。在科学素养总体不高的情况下,中国公众对科学知识的理解水平相对较高。这与我们过去强调知识教育,不太重视方法和能力培养的教育习惯有关。
中国公众虽然科学素养不高,但对科学却非常感兴趣,对科学工作者和科学共同体也非常尊重和信任。多数公众支持发展科技。这与中国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科学”取向、“现代化”取向有关,也与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有关。
我国公众虽然对科学非常感兴趣,但具有理解科学方法并参与科技决策能力的人却很少。媒体和公众对科学骗子和迷信活动缺乏识别能力。
中国信息化程度不够,科学传播水平不高。中国女性科学文化水平普遍低于男性。
电视和报纸是我国公众获取各种科技信息的首选渠道,加强这两大传媒的科普力量,是当前提高我国公众科学素养的重要手段。公众对超自然现象的态度与传媒的导向有直接关系,加强传媒的科学素养、科学精神的培养十分紧迫。
科普法规、政策与政府活动
中国目前还没有《科普法》,有关部门正在推行这项立法活动,力争于2005年之前颁布。不少省市自治区制定了地方性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科普工作条例。
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把科普工作提高到了提升综合国力的高度来重视;决定加强党和政府对科普工作的领导,建立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决定加快科普立法工作;决定把重点科普对象定为青少年、农村干部群众、各级干部等三大人群;鼓励科普事业社会化、产业化、市场化。此《意见》在中国科普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需要进一步贯彻、落实。
有关政府部门为响应这一《意见》,制定了相应的部门政策:林业部(95)、科技部教育部等的“园丁科技教育行动”(96)、中宣部等的“科普宣传的通知”(96)、中宣部等的《三下乡》(96、97、98)、科技部等发布的《2000-2005年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纲要》(99)。有关省市自治区还制定了地方性的科普宣传工作规划。
以科技部为组长单位,中宣部、中国科协为副组长单位,19个党政部门和人民团体共同组成“科普工作联席会议”,领导全国的科普工作。全国科普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两届。1996年1月第一次,1999年12月第二次。均由科技部、中宣部和中国科协联合召开。
在资金投入方面,以政府拨款为主。增加投入是发展科普事业的基本条件,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调整投资结构,鼓励和引导全社会多渠道、多层次地增加科普投入。但目前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拨款仍是科普投入的主要来源。
应当加大拨款力度:十五规划规定,各级政府要把科普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保证对科普经费的不断增加,到2005年确保人均科普活动经费比2000年翻一番。中央财政从2001年开始,年财政投入由现在的1.4亿增加到4.5亿。
要加强目标管理:用国家拨款支撑的科普事业单位和新立项的科普计划项目,都要实行严格的目标管理,对于那些缺乏明确发展目标和效绩考核措施的单位和项目,坚决不予以支持。
目前的科普工作的国家级奖励从属于“国家科技进步奖”,而且比重较小。应建立国家级的科普奖励项目,加大奖励力度。
国家级奖励与促进应该进一步分门别类,以适合中国科普事业的立体多层性质。组织实施科普基地(分专业与非专业)的认定工作,每年评定优秀科普基地;组织实施科普企业的认证工作,每年评定优秀科普企业;组织实施《科普队伍建设工程》,每年评定优秀科普工作者;组织实施《科普创作计划》,每年评定优秀科普作品。此外,还应鼓励建立民间科普奖励机制。
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直接参与和支持一些科普活动,特别是资助科普基础信息、基地和硬件设施的建设,是很必要的。比如:
◎加强全国范围科普监测与统计,建立《科学家/科技传媒数据库》,以方便传媒与科学共同体之间的互动。
◎建立多个国家级科普基地,负责科普研究和科普队伍培训。制定和推行县处级以上干部的科普培训计划,加强传媒人员的科普培训。
◎建设和改进重点科普场馆。
◎组织实施国外优秀科普影视与图书的引进、翻译计划及国内科普创作计划。
◎建立有利于科普发展的激励机制。
◎开展国际科普交流与合作。
政府对于促进科科学技术普及担负重大责任,但这不意味着政府在科普过程中处处要当主角。在相当多情况下,政府的职责是制定规则,建立科普激励机制,调动全社会的科普积极性。在现代科学传播体系中,政府在四大行为主体中只是一个主体。
科普场馆与设施
科普场馆主要包括:科技类博物馆(天文馆、自然博物馆、地质博物馆、煤炭博物馆、水族馆、动物园、植物园)与带有科技内容的综合博物馆、科技馆或科技中心与带有科技活动内容的青少年宫或青少年活动中心。
科普场馆运作最大的问题是体制与经费问题:传统的以政府拨款为主的运作体制导致科普场馆难以为继,而目前还不懂得以市场运作方式筹款。以致许多场馆为了换取基本的生存费,直接出租场地,把有限的场馆变成了商业柜台,使大量科普场馆形同虚设。各级政府要加强科普场馆投入,同时科技场馆应打破传统的计划体制,按市场方式运作。鼓励私人和企业办科普场馆。
另外,科普场馆讲解员素质不高,也难有优秀的新鲜血液补充进来。一方面,国家应该培养大量的专业人员,另一方面,对原有的人员要定期进行培训。
缺乏先进的博物馆理念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展品陈旧,缺乏时代气息,手段陈旧,毫无生气,对青少年自然没有吸引力。
科普创作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是全国性的协调科普创作的最重要组织,目前有2000多名国家级会员,两万多名地方会员。据1999年12月第四次代表大会资料,会员平均年龄53.6岁,113名理事,平均年龄60岁。由此可见,中国的职业科普作家群体趋向老化、弱化。
政府是否要通过计划体制养活一批产出率不高的职业科普作家?在发达国家,科普创作队伍主要由科学家、科技记者、自由撰稿人三大部分组成,不存在由国家供养的职业科普作家。科学作家要学会通过各自科普产品的市场运作,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教育人。
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应该制定相关的制度(如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时需要附加一个条件),以激励科学家投身于科普创作工作。著名科学家应率先垂范。
正规的教育体制必须重视培养科普创作人才。在高校的中文、新闻传播或者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应该开设科技写作课程。科普作家应该具备基本的科普创作素质:要具有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自然科学功底、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功底,并对sts与科学社会学有所了解。
政府主持的科普创作人员培训计划,要把计划体制积累的资源激活,不要浪费。
在科普创作理念方面,有几点需要注意。经济建设需要科普创作,但科普创作也应该服务于精神文明建设;科普创作也是一种高智力的游戏,需要具备深厚的理论修养和高超的艺术表达能力;在当前情况下更应加强科学文化普及,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
科普图书
科普图书的含义非常广泛,凡是以非专业领域读者为对象,以介绍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为主题的读物,均可以划归科普图书的行列。
科普图书可划分为:少儿科普读物、简单科普读物和高级科普读物;还可分为实用类与非实用类;近些年流行划分为科技知识科普读物与科学文化普及读物,并更加重视后者的引进出版。科普图书的出版一方面要让公众了解基本的科技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公众学习科学的观念和方法,善于科学地看待、思考与解决现实问题,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1978年随着高考的恢复,科学辅导图书一时洛阳纸贵。80年代仍处在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之中,科普图书稳步发展。70年代末曾经风光无限的国内原创科普书,从80年代中期开始就走下坡路,90年代几乎销声匿迹。90年代以来,引进版科普图书独领风骚。湖南科技出版社的“第一推动丛书”、上海科技出版社的“科学大师佳作系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哲人石丛书”、吉林人民出版社的“支点丛书”、江西教育出版社的“三思文库”、三联书店的“科学人文译丛”等,为国内科普界带来阵阵新气象,极大推动了中国的科学普及事业。他们的努力应当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嘉奖。
科普出版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市场经济模式已经进入了出版界,但科普图书出版模式和选题思路还是老一套,科普图书发行困难很大,基本上没有营销。今天的青少年读者选择机会大增,面对着比以往丰富得多的读物和娱乐形式,关注科普图书的青少年人数相对减少,科普图书的平均印数不够理想。科普出版还面临作者资源的短缺问题。科普图书的好坏主要由作者的人文和科学素养决定,而这种素养是靠日积月累得来的,不能速成,传世佳作产生于“十年磨一剑”的漫长岁月。
科普图书的出版应该适当调整发展战略。首先,计划体制应向市场体制过渡。目前中国出版业格局不是市场大浪淘沙的结果,而是行业垄断和人为划分势力范围的结果。科普图书在这种体制转型时期,自然处于劣势。科普出版虽然始终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但因难有利润可图,其长期稳定发展受到限制。走出困境的唯一办法是建立社会激励机制,放长线,培育读者队伍,科普出版物向长销书方向发展。出版、发行部门要有读者群意识,要针对特定读者群的需求设计选题和营销。不同的出版社也可联合起来对科普图书进行营销。最后,要丰富科普图书的创作和表现形式,注重编辑和作者队伍的年轻化、专业化。
学校科普
学校是科学教育的主战场和主力军,通常意义上的科普工作只是辅助性的。在中国,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不高,普及率尚未达到较高水平。此外,中国的教育体制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造成了目前盛行的应试教育局面,这在另一种意义上削弱了科学教育的实际能力,对提高在校生的科学素养所起的作用也大打折扣。这也是为什么在学校教育之外还要提学校科普的原因。
学校课程改革应当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着重开发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创造能力。此外,注意把科学教育的内容向一般课程中渗透,在作文课中适当增加与培养科学观察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和科学评论能力有关的命题。在“活动课程”中要使学生加强对科学是“探究过程”的理解,学会用“活方法”看待“死知识”,引导学生设计“小实验”,撰写“小论文”。
中小学的科普指的是学生的课外活动中属于科技教育的那一部分,它是用来弥补课堂教学之不足的。中小学生的课外学习是课外科普教育的主要方面,形式包括阅读科普读物、参加科技发明、科技竞赛、科技夏令营等。
为提高教师的科学素养,师范院校应强化科学教育课程。中小学教师应该掌握有关科学传播、科技文化史、科普创作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为中小学科普教育活动提供保障。
高校科普与中小学科普有很大不同。高等院校既负有教学任务,又负有科研任务。应鼓励教师积极参与科普创作和科普活动,并在教师业绩考核中给予承认。要鼓励和引导理工农医科大学生积极投入与科学普及有关的志愿者活动。
高等院校开设“科学传播专业”十分必要。目前的科技新闻从业者多毕业于纯文科或者纯理科,专业训练严重不足,直接影响到毕业后科技报道的质量。从科普事业长远发展考虑,高校要为国家承担培养科普队伍的重任。综合性大学应发挥文理齐备的优势,逐步增加有关科技编辑、科技新闻、科普创作的专业,招收的学生要事先经过一定水准的理工科训练。在与大众传媒对口的高等院校中要开设科学教育课程,条件成熟时,应开设科技新闻或科普创作专业的双硕士学位计划。有些学校可以首先试开“科学传播学导论”作为选修课。
此外,高校应该为社会提供培训服务。比如,高等院校的科学传播类专业,除招收在校学生外,还应以短期培训、电视讲座等方式,承担为社会各界培训科普人才的任务。对乐于从事科普创作的专业作家或记者,可以采用分别举办科学素质及文学创作强化培训班的方式。还可以定期举办具有较高文学素养和科技背景的专业作家、科学家、工程师共同参加的高级科普创作研讨班。
高校还应该直接向社会开放。研究型大学应利用自己的科研优势面向社会搞科普,科普开放日、科普实验室,通过演示实验、展示模型等方式向公众较深入地介绍现代科学技术原理和方法。
科学界的科普
一部中国近代科学史也是一部科学传播史。中国第一个科学团体和机构“中国科学社”创办的刊物《科学》和《科学画报》,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科普期刊。很多著名科学家都自觉把科普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竺可桢、茅以升、严济慈、钱三强等老一代科学家身体力行,是从事科普宣传的榜样。
两院院士从事科普工作既可以保证科普的质量又能产生巨大的影响。“百名院士百场科技系列报告”,《院士科普书系》都是成功的典范。院士有丰富的科学积累和崇高的社会声望,在科学普及工作中具有特殊的作用。
在一线从事科研工作的科学家是科普的中坚力量。他们广泛分布在各个学科领域,离科技前沿的信息源最近,有责任把学术界内交流的一部分专业化知识转化为面向公众的通俗化知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应该成为终身的兼职科普作家。他们更应该是科普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退休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把在科普园地中耕耘当作自己发挥余热的重要选择。
科研院所不仅是国家最重要的科学资源,也是国家最重要的科普资源,理所当然要把科学普及列为自己的工作任务,要给纳税人一个说法。科技强国,振兴中华,首先要提高全体人民的科学素质,科学家自然责无旁贷;科学家都是专家,对其他领域并不熟悉,因而自身也需要科普,需要接受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再教育。
应该把科普纳入对科研院所的评估体系。仅仅原则性地说科研院所要“重视科普工作”是不够的,建议有关权威部门尽快制订对科普工作的激励政策,包括把科普纳入对科研院所的评估体系,这样科研院所的科普工作才得以合法化、合理化,才有强劲的动力。
在国外,科学基金组织对于科普工作应该有更大的促进作用。我国2001年开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开始设立科普专项资金。
农村科普
中国是农业大国,中国城市化水平比较低,农村发展相对滞后,人口众多,农村科普是中国科普的重中之重。
中国农村教育能力相对不足,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较低,农村科普必须一定程度上承担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职责。
中国人口基数大,资源相对不足,农村劳动生产率低,提高农村生产力也是中国农村科普的任务之一。此外,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任重道远,中国农村科普还必须负责中国农村劳动力转业教育。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农户生产经营规模极小,组织化程度低,社会服务体系不健全,中国农村科普必须要为农户提供技术、信息等社会化服务。不过,科普工作者也不可能负担远远超自己职责的与科普相关的其他重任,农村的社会发展与科技息息相关,但需要各部门的共同努力。
地方科协系统的科普工作主体是农村科普。农村基层科协科普组织建到了乡级,延伸到了村,联系到户。全国共建立县级科协2528个,乡镇科普协会35000个,农村专业技术协会10万7千多个,联系专业农户775万多户。
中国农村正处在急剧变化之中。目前对科普的有效需求明显不足,科普市场须大力开发。西部地区、老少边穷地区仍然应该是中国农村科普的重点;对农村干部特别是基层乡村级干部的科普教育,应该引起重视。对农村妇女的科普教育也特别需要加强。=
科普理论研究
中国的科普理论研究水平很低,一个主要原因是科普本身是实践性很强的事业,单纯的理论研究一直没有得到重视。老一辈科普作家虽然能写出好的作品,但是对科普的认识一般都是自发的,经验总结式的,没有形成系统的科普理论。
从全球范围来看,在20世纪,科学普及(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事业经历了一个广义化、全面化和系统化的过程,由“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运动阶段,进入了一个新的形态“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
用“科学传播”概念替代传统的“科学普及”概念,看来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科学的公众形象和社会功能在变化,科学普及的理念也在变化,由居高临下的单向传播过程变成了公众与科学家之间平等的双向互动过程;第二,政府和传媒的介入,使得科学普及的运作方式发生变化,由少数个人的事业变成了一项社会立体工程。
科学传播学是要研究如何在全社会有效地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其目标导向是增强公众的科学素养,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科学传播从业人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政府应该如何引导如何投入,在公众—政府—科学共同体—媒体这几大体系之间,如何形成良性互动?如何有效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养?这些都是科学传播学要讨论的问题。
(本文是国家科技部政策体改司委托项目《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发展报告》课题的报告之一,执笔吴国盛、刘华杰。本报告的写作利用了子课题的报告和其他同行的研究成果。参加此项目研究的人员还有李普、林新、田洺、刘兵、武夷山、张义芳、李大光、李正伟、韩燕丽、吴燕、吕芳等以及北京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部分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