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中山公园内举办了“一贯道罪证展览”，观众络绎不绝。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数不尽的财物、金砖、银元、金手镯、稀世古玩，还有大烟具、榨果器……这些都是一贯道长期以来勒索欺诈所得。在第二展览室里，陈列着一份份特务训练证明书、“委任状”、“手谕”、手枪、子弹……这些都是一贯道利用教会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种种罪证。

　　面对如山的铁证，有的道徒终于看清了披着宗教外衣的一贯道的庐山真面目。他们幡然醒悟道：“咱以为光是信佛，原来还有特务捣鬼”，真是“道邪人也邪”。有人更后悔不迭地说，“误了工，花了钱，病死了儿子，肥了一贯道，再也不相信了。”

　　人们不再以虔诚的心情来看一贯道的“仙佛”和“师尊”，而把一贯道编造的故事当成了笑料。

　　诈骗钱财蹂躏妇女

　　“一贯道”，从名字上看似乎是一个教会组织，而实际是打着教会旗号，利用封建迷信，欺骗陷害道徒，与人民为敌的反动组织。解放前夕，在北京的一贯道组织设有总坛1个，本坛32个，分坛43个。共有坛主103人，点传师110人，道徒约10余万人。总坛设师尊，是一贯道的最高负责人。本坛设坛主、点传师等。这些师尊、坛主、点传师等，差不多都是地痞流氓、恶霸地主、汉奸特务之流，且都曾参加过日寇和国民党的反动组织。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由于许多农民、家庭妇女及一些商人、学生头脑中都存在着深厚的迷信思想，一贯道便利用“扶乩”、“降神附体”等迷信伎俩，迷惑群众，招收“道亲”。他们一方面利用乩语，敛聚钱财，以供自己挥霍；一方面以“包治百病”为幌子，装神弄鬼，强奸妇女。例如，同化坛点传师刘景泰吸收道徒3000多人，就骗取香资达15000斤平方米，并利用各种说不清名目的宗教仪式，骗取道徒的粮食、金条等财物。点传师杨生甫，就曾奸污过两个寡妇和两个少女，并将少女拐走。女点传师白秀茹更组织了所谓“暴子队”，以男人为骨干，专行强奸妇女之勾当。其方法是，将欲奸污的妇女的名字写在纸条上，放在供奉水果的盘子里。烧香礼拜后，由点传师抓一把沙子撒向空中，然后将纸条取出，谎称有密言，遂将列名条上的妇女唤进暗室，即行奸污。强奸后，再用小刀划破该妇女的手臂，并问其是否疼痛，直到被奸污者说“不痛”，才表示此人“信心坚定”。为了不使丑事泄露，他们甚至杀人灭口。

　　揭发一贯道的罪恶

　　1950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一贯道“机手”高永周对一贯道的揭露。他说：

　　一贯道为了骗取无知群众钱财，迷惑人心，便训练了许多男女当“三才”。“三才”里没有结了婚和年纪大的，全都是20岁左右的未婚青年，因为他（她）们懂事不多，最好利用。一贯道的每一个“坛”，差不多都有一份“三才”，其中“天才”也叫“机手”，他专管用罗圈绑着木棍在沙盘上写字，“人才”是把写出的字念出来，“地才”再把念出的字记录在纸上。这套鬼把戏便叫做“扶乩”，也叫做“开沙”。写出的字就是一贯道的“坛训”，又叫“神训”，意思是神借着“天才”的手来训话。所以“天才”是“三才”中最重要的一个。我自己就是“天才”，在一贯道里呆的年头多了，啥事都知道得很清楚。

　　我是18岁入的道，因为我还机灵，所以一贯道天津的一个头子刘新泉，便教我练“天才”，整天背“经书”，学着作四六句、五七言的流口辙，拿着木棍在沙盘上练写行书，并且不许出房门一步，怕我向别人说。但主要的还是教我怎样和“点传师”串通一气，在“扶乩”时见机行事，以使人们相信，一个不很懂事的孩子能念念有词，而且与求神的人们的希望符合，一定是有神道，不会有假。其实，“点传师”早就暗示给我求神的是什么人，因此，我闭上眼睛编出来的“坛训”，大致都能合情合理。为什么“坛训”都能合辙押韵呢？那是因为练得熟悉了的缘故。像道徒入道时烧“表文”以前，我便从“表文”上看到了入道人的姓名等等，到“扶乩”时，我便把他们的名字编到“神训”里，不知底细的人很容易信以为真，便上了当。如果临时来不及了解，我便凭着经验把话编得糊里糊涂一此，这叫隐语，目的不外是要道徒拿钱来“行功”、“献心”，以免灾难，没钱便叫他们“舍身办道”。这些年来，道徒们在“开坛”、“立班”、“渡仙”“超拔”时，这套鬼把戏蒙住的可多了。由于没有止境的“行功”、“献心”，而把家产钱财献光了的，像周纯身、张文甫等真是数也数不清。有时，“机手”还伪装“某某神”借了我的身子，这叫做“借壳”，装神弄鬼，自称什么“济公活佛”、“白凤大仙”之类，欺骗无知道徒。

　　高永周搞这个沙盘有八九年了，许多人被骗得迷迷糊糊的。他说，“解放了，我不能再让人受骗了，我不但向政府坦白了，而且还要向大家揭穿一贯道的罪恶！”

　　高永周接着又揭发了一贯道开办“炉会”残害无知道徒的罪行。1939年4月（农历二月），一贯道为了发展组织，在地安门外朗家胡同开办“炉会”，又叫“顺天会”，参加的人有“点传师”、“坛主”、“三才”等180余人，借考“酒色财气”、“了冤欠”等等名目胡作非为，结果两个女道徒被毒打惨死，其他的道徒也大部被打，并被骗去许多财物。

　　高永周说：当时“顺天会”是由男“点传师”刘新泉和女“点传师”齐玉贞负责。两人在会中暗地通奸，不料被指派侍侯他们的坛主天津某汽车行经理刘孟荣之妻李德忠看见。刘、齐两人怀恨在心，就借故考李德忠的“了冤欠”，由刘新泉用扁担和带钉子的木棍把李打得在地上翻滚惨叫，死去活来，奄奄一息。旁边的道徒中有个从绥远来的葛太太，看不下去了，就跪下求情，要求替李千忠挨打，刘新泉就扭过头来拚命地打她，李、葛两个女徒，就这样凄惨地一同被打死了。刘新泉感到这事儿大了，连忙疏通和一贯道结在一起的伪警察局私下抬埋。刘新泉又怕在道中有影响，便为李德忠开了一坛，诡称她成了什么仙；并派刘孟荣到绥远做当地的“道长”，把天津坛主中西大药房经理王璧图之妹给葛太太之夫说上媒；还强迫着道徒们具结不向外讲。两条人命在一贯道阴毒诡骗下便如此了结。

　　点传师刘新泉早就看上天津女坛主金淑云，在这次“炉会”中，便由齐玉贞撮合，巧借名目，强与金淑云结婚，并给金淑云改个名字叫“金昙”，意思说这次结婚只是昙花一现，以后不负责任。

　　一贯道在“炉会”中还巧立各种名目折磨道众，称之为“考”。高永周说：平常每日吃饭时，只给少许咸菜，有一天忽然买了许多咸菜，大家就多吃，不料饭后他们竟把水缸、锅炉都封上了，一天一夜不给大家一点水喝；隔一天又尽量让大家喝水，到晚上又把所有厕所都封了，不让撒尿，有的就尿了裤子！后来又把水里对尿让大家喝，说越真诚的人喝得才越多。还有一次夜里来了回“飞刀斩妖”。半夜等大家睡熟，把所有的衣服、鞋都拿走了，但听院里乒乓乱响，呼喊捉魔，但大家都找不到衣服，只见院里一个白茸茸的影子来回乱跑。正在这时，刘新泉进来了。大家跪下求罪，刘新泉说这是训练“真灵魂”，（除邪与鞋同音）、去了假躯壳（指拿走衣服），大家都不是凡人啦！原来事先由一个人反穿皮袄，燃爆竹，扮做妖怪欺骗大家，那里有什么妖怪啊！“考色”时，强迫男女道徒各一人全身赤裸着，在大家面前走来走去，问好不好看。“考财”时，那名目就多了，说人在“六道轮回”中都有怨仇，应当拿钱折罪，越出得多的折去的罪越多……类似这样的事情说也说不完，每天除睡觉两小时以外，就是考这样、考那样，说错了便受到毒打。

　　上当受骗的一般道徒饱受了一贯道的欺压勒索，有的因此倾家荡产，成为少数道主的牺牲品。

　　反动的政治组织

　　一贯道不仅是封建落后的迷信组织，而且具有深厚的反革命政治色彩。

　　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一贯道便勾结日寇汉奸胡作非为。一贯道道主以“万教归一”的口号，在日本特务头子的指挥下，大肆活动，扩展组织，积极为日寇效劳。在抗战胜利后，他们又勾结国民党官僚和特务危害群众。

　　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地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时，一贯道就通过“乩语”来从事辱骂，甚至连“五一”、“五四”下了雨，也造谣说“天意不顺”。当北京开始建立村政权时，他们即在京郊暗中操纵农会，并煽动别人散布谣言，说“你们这些穷孩子靠八路军不行，靠我们这些人还能吃碗饭。”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之后，一贯道变本加厉，益发猖獗，妄图和美蒋“里应外合”，宣扬“世界大战已起”，“美蒋军要来北京”等言论。一贯道还大肆制造和传播“割蛋割乳房”的恐怖谣言，借以威胁恫吓群众，造成社会不安，破坏生产建设和抗美援朝运动。他们甚至秘密组织武装，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企图暴乱，梦想复辟。在一贯道散发的反革命传单中，公然号召道徒反对共产党，反抗人民政权，要道徒们“联成一气，同心共胆，能文的用文，能武的用武，合群合力，然后再拿出金刚手段……历尽了千辛万苦，自有那成功的一天”。一贯道还荒唐地给道徒们封官许愿：一贯道的首领即是将来的真主，点传师都将任县长以上职位。

　　可见，一贯道不仅是欺骗与陷害群众的封建迷信组织，更是一个与人民为敌、与政府为敌、与社会为敌的反动政治组织。基于一贯道的这种反革命性质，人民政府果断确定了严厉取缔的政策，镇压少数别有用心、顽固不化、恶贯满盈的道主，并挽救受骗上当的道徒。至于一般道徒，他们多半是因为存在着封建迷信思想而被骗入道的，人民政府颁布的法令规定，只要他们脱离反动组织，停止非法活动，就不加追究。凡是已经与反革命分子一刀两断，摆脱一切威胁，并能勇敢地揭发毒害自己的反动道首，检举披着“仙佛”、“师尊”外衣的特务分子，揭露其各种奸谋，协助政府肃清一贯道的，应当受到政府的奖励。人民政府的这一政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拥护。一般道徒都看清了一贯道的真实面目，积极主动自行退道，仅山西一省即有8万道徒自动退道。人民政府对于自动退道的道徒，一律不咎既往，并且对于他们这种悔悟自救的行动，表示嘉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