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韩生龙，是平度市某高级中学语文教师。我是从1996年4月开始练习“法轮功”的，曾任“法轮功”平度辅导站站长，2001年10月因印制“法轮功”非法宣传品扰乱社会秩序被依法劳教。2002年1月被批准所外执行。2003年9月回校任教。
　　在练习“法轮功”之前，我已练习气功多年，目的是想通过练功改变个人的命运。我的人生道路很不平坦，从小生活在一个农民家庭，大学毕业后我参加了教育工作，因性格孤僻，不善与人交往，我与同事之间的关系一度比较紧张，情绪非常低落。此间我的父亲积劳成疾，偏瘫六年之后去世。在这期间我既要给父亲治病，又要供给弟弟、妹妹们上学，本来很低的工资就更难以支撑。面对生活上的压力，原先对美好生活的理想在一点点淡化，随之而来的是怨天尤人，抱怨命运对我不公，抱怨人生路上的坎坷艰难。这种不良的情绪日益严重地影响着我的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性格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偏狭、消沉。尤其是1991年我的第一个儿子落井而亡，那时他已经6岁了，打击之重令我精神和身体几乎崩溃。此后，我把生活中的灾难都归之于宿命，归之于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归之于“报应”，认为这是一种“神秘力量”对我的惩罚。从此，我再也不敢正视现实，一味沉溺于气功和一些虚幻的东西，遁世使我暂时忘却了生活的艰难和痛苦。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经别人介绍，我阅读了李洪志的《转法轮》。在这本书中，李洪志讲他是“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的，能给人“消业”，“下法轮”，还有“法身保护”，讲人的痛苦和灾难都是“业力轮报”，还讲人通过修炼可以修成佛、道、神，能够得到“生命的永远”、“大幸福”、“大自在”，要什么有什么，永远没有苦吃等等这些鬼话，极大地迎合了我消极虚无的心态，以及极力想摆脱那种所谓“神秘力量”的恐惧心理，我来不及分辨，就沉迷于李洪志的观点中了。
　　在那些日子里，我把李洪志的书称为“宝书”，把他讲的话称为“法”，家里悬挂着他的“法像”，录音机里播放着他的练功音乐，电视机里播放着他讲法录相，我把业余时间几乎全部投入到了所谓的修炼当中。平日里，我循规蹈矩地依“法”修炼，不敢越雷池一步。我的“心性”在一点一滴地发生改变，连自己也觉得在“好”起来。甚至连做“坏事”的想法都不敢有，生怕被“大师”责怪。在日常生活中，在工作单位上遇到矛盾的时候，我总是按照李洪志讲的“一举四得”去做、去忍，因为，只有这样自身的“业力”才会消去，别人的德也会转化给我一部分，我会长“功”。为了抓紧时间提高层次，我不想与他人接触交谈，久而久之，与亲戚朋友、同事们的关系也渐渐疏远了，我把这些都当作是应该放下的“常人之情”，是符合修炼大法要求的。为了多积功德，我常常深夜不归，在外宣传“法轮功”，与“功友”切磋交流。
　　1998年夏季，莱阳“法轮功”辅导站负责人来平度，把我调整为平度辅导站临时站长，尽管我的家到平度往返100里路，练功很不方便，我还是硬着头皮当了这个站长。因为我想为“大法”多付出，多付出自然会多得到。每星期我常常要三、四个晚上去平度“传功传法”，星期六、星期天大多都不回家，这样就严重影响了家庭的正常生活。我的妻子半夜三更听到我敲门就会受到很大的惊吓，家庭矛盾逐渐突出，而我却伪善地对妻子说，我在做一件大好事，为了更多人好，希望她能够理解和支持。转化之后才看清楚，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圆满”和树立个人的“威德”，而当时却用李洪志的话来欺骗自己，心想家人现在吃苦遭罪都是好事，将来我修成“圆满”后就回来度他们。我的妻子常常指责我是自私的人，而我却觉得自己很伟大，根本意识不到是受了李洪志的蒙骗，根本不考虑家人为我承受的痛苦，在自私自利的邪路上越滑越远。而且，由于忙着“传经传法”，我对教学工作也处于表面应付。我心里常常这样想：工作是“常人”中的事情，不必过多地投入精力，应多读“法”、多做“大法”工作，才会真正地提高层次。现在想想，这是多么自私啊!我打着“真、善、忍”的幌子，向别人说我是在做好人，实在是自欺欺人，我连自己的家庭、工作都不能真诚对待，不尽职尽责，从哪里说会是个好人呢?我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吗?
　　我这样家不象家，工作不象工作，忙忙碌碌地修炼，日子过得稀里糊涂，却自以为得意。1999年4月25日，为了造成更大的声势，我与其他人合伙组织了平度“法轮功”练习者去济南向省政府“反映情况”。后来在反思中才认清这种做法的本身就是给政府施加压力，以达到维护“法轮功”以及所谓的修炼环境。继后全国各地类似大规模的聚集事件越来越多，我们这些所谓的修心之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虽然喊着不参与政治，而实际的行为却干扰了政府的正常办公秩序，扰乱了社会治安和人们生活的安宁。1999年7月22日政府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后，我也象许多“法轮功”痴迷者一样，在这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多次串联聚集，传播有关的非法宣传品及李洪志的“经文”，进京为“法轮功”“鸣不平”，竭力阻挠政府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在这期间，从我的家人到单位的同事、领导，从当地派出所的干警到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多次帮助我、教育我、挽救我，真可谓是仁至义尽。我知道我的行为给亲友和领导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也于心不忍，但我一直对“法轮功”邪教的本质和“法轮功”练功群体的行为不能深刻认识，所以从思想上没有根本改变，从而不能彻底解脱，一直受着李洪志“经文”的控制，从事串联、传“功”等非法活动。
　　2001年1月，我因印制“法轮功”非法宣传品，扰乱社会治安秩序被依法劳教三年。进入劳教所后，我发现劳教所并没有象在外面传闻的那样残酷虐待“法轮功”人员，干警们对我都很好，与我推心置腹的谈论国家法律和做人的基本道理。在刚进劳教所的日子里，我对他们的劝告置若罔闻，甚至产生了抵触心理。但在深夜不能入睡时，我想起从1996年练习“法轮功”到2001年被劳教的经历，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开始反思，难道我走的真是一条错误的邪路吗?仔细想起当时练习“法轮功”的心态，不正是李洪志所讲的那一套歪理邪说符合了我消极的心理，才使我一步步走向执迷不悟的深渊的吗?在痛苦的反思中，我逐渐看清了自己的灵魂，自己打着修炼向善的幌子，抛却了对社会和家庭的责任，只是一味地寻找自己的“出路”，这才是真正的自私。这些年来，我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欲，都是借“教人向善”、“救度世人”、“维护真理”的招牌，达到成佛得道的个人目的，这不是真正的伪善是什么?我走的每一步都是对家人和领导们的伤害，明知要伤害别人，却要硬往前走，就是内心里那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支撑着，在时刻作祟。为了达到那个永远也实现不了的自私的目的，真是什么都可以放下了，什么亲情、友情，什么别人的痛苦，什么家庭、工作、社会责任都统统可以割舍，真可谓是人性全无了。这样的灵魂还不邪恶吗?世上哪有这样“修佛”的，修来修去，却修成冷血动物，修得只看别人不对，只看周围环境不好，而不能回过头看清自己虚伪的本质，从而迷失了自我，失去了灵魂，成为李洪志操纵的行尸走肉。
　　在劳教所里，在干警的帮助教育下，我度过了短暂而充实的一年。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为自己轰轰烈烈地干了些什么，而在于遇事能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包括自己的亲人、同事、邻居和国家。否则，一切是为了私利，是不可能得到幸福的。
　　反思个人行为及心灵后，我对“法轮大法”重新进行了全面审视，认真追究它到底邪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使这么多人迷失而不能自拔？归纳起来，主要有这么几点：
　　一是盲目崇拜。李洪志本人把自己说成是至高无上的佛主，主宰宇宙及万物，这就在追随者心目中建立起了他不可动摇的神圣地位，为进一步控制追随者铺好第一步路。而广大痴迷者包括我本人在内，的确对李洪志崇拜得五体投地、惟命是从。我们这些所谓的“弟子”对李洪志顶礼膜拜，还常常在李洪志像前供上新鲜水果，甚至给他烧香、磕头，平日里心中常念着“师父”，连他的名字都不敢叫，生怕被认为是不敬。各地召开“法会”时，悬挂其巨幅画像，搞起了浓重的宗教崇拜，把一个大活人当成了活佛来崇拜。这些做法必然促使自己成为盲目崇拜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的忠实信徒。在科学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这些痴心的“大法弟子”的表现显得多么可笑可悲!
　　二是精神控制。在大搞教主崇拜的基础上，精神控制就成了“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从一开始，李洪志就宣称宇宙进入末法时期，“现在所有的人都撒手不管”，只有他是在拯救人类及宇宙众生的。他宣称他“有无数的法身，可以保护所有的修炼者”。他有无边的法力，可以给修炼者消业。他还可以给弟子“下法轮”，而且，他的“法身什么都知道，在你没想之前就知道你要想什么”，“因为在另外空间看你的思维是非常缓慢的”，这就把修炼者置于一个完全被控制的境地，就像《西游记》中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而广大练习者也必然被牢牢控制住，因为这些人都抱着“有求之心”而来的，求祛病，求平安，求脱离人间苦海，求长“功”，求“上层次”，求“圆满升天的佛果”等等。1999年7月国家取缔“法轮功”之后，在很大的外部压力之下，为什么还有一批批痴迷者从家中走出来“弘法”呢?因为李洪志早就讲过，“你要不修了，业力还会回到你身上，魔也会取你性命的”，又说“走出来的弟子是伟大的”、“了不起”等等，这就把练习者置于两难之境：前面是看不到摸不到的“圆满”在等待，在引诱，过了一年又一年，总也不见圆满；而退一步则“形神全灭”。尽管越来越多的“法轮功”练习者在政府和社会的帮助挽救下醒悟过来，但仍有一部分痴迷者在“执著”等待，真是可怜之极!而另一方面，在每个痴迷者背后，有一条无形的鞭子在残酷地抽打着他们，什么“千万年的等待将毁于一旦”，“什么形神全灭”等等，有的修炼者即使不敢奢望成佛，却也恐惧于“形神全灭”，因而始终不能彻底转化思想观念。而这些人相互之间也用类似的手段进行精神控制，什么“你不学不练了能对得起师父吗”? “你就不怕下地狱吗？”、“法正人间的日子不远了，你看着办吧”等等，抓住对方的畏惧心理和对李洪志的“旧情”和崇拜来破坏社会的转化工作。对政府工作人员，则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类的话进行所谓的“劝善”。
　　三是编造歪理邪说。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他宣称什么“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什么“一举四得”、什么“消业”、什么“现代科学是个宗教而且是个邪教”、什么“人不知天知”等等，都严重搞乱了修炼者的正常思维，使痴迷者执迷不悟，从而走上了一条不能自拔的死胡同。
　　转化之后，我猛然醒悟，五、六年的时光完全是为私为我，我伤害了多少善良人的心啊!我通过切身的经历和惨痛的教训，清醒认识到自己走的是一条怎样的歧路啊。2002年1月，我被所外执行，发言大会上，面对着日夜陪伴我们的干警和领导，我泣不成声，激动、感恩、愧悔的心情语言难以表达的。回到家乡后，政府安排我帮助做帮教工作，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便立即投身到对“法轮功”痴迷者的教育转化工作中，先后帮助了一些人转变了思想，与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彻底决裂，重新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往事不堪回首，为求“圆满”何其私！我真心希望那些和原来的我一样的“迷途人”，放下成就佛、道、神的自私心，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回到亲人的身边吧！做一个正常人才是最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