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谢双喜，今年54岁，是湖南衡阳的一名钢铁工人。1996年6月我因患胃溃疡在医院住院时而结识了患有糖尿病的病友杨某，在杨某的引诱下，我走上了修练“法轮功”的道路，从此我班也不上了，妻儿老小也不管了，只知道勤学苦练“法轮大法”，起早贪黑地把李洪志的经书翻来复去地读了几十遍。读着他的书，仿佛自己已成为一个仙人，其他的人都是一些凡夫俗子，那时的我把李洪志当成了最神圣的“师父”，“师父”的话就是金玉良言，唯“师父”独尊，唯“师父”的话言听计从。可回过头来，十多年过去了，听“师父”的话，我除了锒铛入狱坐了四年牢，为“师父”而“舍生取义”从五楼跳下摔得半死之外，我又得到什么呢？要不是社会的扶助和单位的宽容，要不是妻子的体谅及同事们的关心，我可能早已成为九泉之下的冤魂。

　　听“师父”的话，我在监狱里熬了四年没见能够“上层次”
　　1999年7月22日，当政府宣布“法轮功”为邪教时，我曾满腹疑惑，对自己是否继续修练“法轮功”取舍难定，后来听了“师父”“我们要勇敢地站起来，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话后，我便想方设法按照“师父”的旨意去北京上访。于是，我利用1999年、2000年两年的春节期间，先后二次纠合本厂的“功友”欧某、陈某等四人进京，在天安门广场滋事，结果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刚进监狱，我始终抱着视死如归的心理，心里想着“师父”说的“受的苦难越多，修练的层次就越高”的话，天天打坐，天天与监管人员对抗。有时甚至用绝食、主动要求蹲小号来加重自己的磨难，以达到尽快“上层次”的目的，可无论我怎样折磨自己，，无论我想如何遭受苦难，我的“功法”却始终没有提高，更不知道“圆满”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如果不是赤山监狱的干警们对我苦口婆心地开导和无微不至的关心，我想我是不会活着出狱的。

　　听“师父”的话，我从五楼跳下摔成重伤差点“圆满”归天
　　2001年春节前夕，这是“法轮功”被宣布取缔后的第二个春节，不少同修都争先恐后地前往北京“弘法”、“讲真相”，我也积极按照“师父”说的“我们要勇敢地站起来”的指示，到处奔走相告，并带头组织十余名功友在本厂的广场上聚集练功，结果被公安机关抓获。在公安机关的审讯室里，我想起了“师父”《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说的“不论我在哪里，你练功的情况我都知道”的话，我想，此时此刻，“师父”一定知道我正在为捍卫他的形象进行着不屈斗争，那么斗争得越坚决，受的苦难越多，我上的层次不就越高吗？于是我一面与审讯人员针锋相对，一面环顾审讯室的四周，当我发现审讯室的窗台没有护栏，而且离地面足有五层楼高时，心里顿时闪现出一个念头：师父是神，他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身边，公安部门在这样的环境审讯我，是师父有意安排我要从高楼跳下去吗？尽管我有恐高症，尽管我两腿发软。但我想到了这既是师父的安排，即使摔死了，死的也只是我的肉体，我的灵魂不就升天了吗？不就自然达到了师父所说的“圆满”了吗？想到这，我鼓起勇气，趁审讯人员稍不注意，便一跃从五楼的窗台上跳了下去。我的天啦，这一跳跳下去，我的脊椎顿时被摔裂，腿被摔成骨折，手被摔成脱臼，全身被摔得遍体鳞伤，整个人被摔得半死，疼痛难忍之时，我在心里声嘶力竭地向“师父”呼救，可是“师父”始终没有搭理我，还是政府和公安部门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将我送进了医院，将我这个半死的人从死神之中挽救了过来。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至今还毛骨悚然。

　　听“师父”的话，我家被搞得一贫如洗
　　自从我走上了修练“法轮功”的道路之后，我有班不上，有事不做，一天到晚只知道修练“法轮大法”，并将家里全部积蓄都用之于购买“法轮功”的资料及进京“弘法”。加之2001年跳楼“舍生取义”落下的一身后遗症，每当天气变化疼痛难忍之时，我就不得不到医院治疗，这就使我本已贫困的家庭更是雪上添霜。想到这些，我常常情不自禁地黯然神伤。好在政府和基层组织了解这些情况后，及时给我送来了温暖，帮我家解决了生活困难问题，已经彻底醒悟的我又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是谁让我这个本该安宁幸福的家庭遭受如此磨难？是李洪志，是我那一直崇拜、一直听从的“师父”，正是因为我听了他的话，我才遭受到如此多的痛苦与悲哀，硬是把一个好端端的家庭搅得乌烟瘴气。在这，我要大声疾呼：李洪志绝不是什么“师父”，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邪魔，那些至今还痴迷“法轮功”的朋友们，你们要快快醒悟呀！千万不要重蹈我的覆辙，留下痛定思痛的悔恨，我们唯有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才能过上实实在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