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昭明老先生与我同单位。听说我是反邪教志愿者，80多岁的陈老先生主动约我到他家里，讲述了他的一段经历，希望我整理出来，对法轮功痴迷者有所帮助。以下是他的讲述：
　　我是一省级农业科研单位的副研究员，家住武汉市江夏区金水闸。1990年离休后，我想将从事近40年的柑桔研究写成自传材料，由于年老体弱，深感力不从心，一直苦恼不已。
　　1997年11月底，听人说法轮功对强身健体有奇效，我就开始找书阅读。看到李洪志的《转法轮》说，其功法既修性、又修命；既能通天、也能通地，还可以为练功人开天目、能遥视；既能通晓过去、又能预测未来，可以使人脱俗脱凡，入神入化，又可以使人青春常驻，返老还童。我越读越心花怒放，“师父”又说“这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好功法，我竟然不知不觉中了毒，对法轮功佩服得五体投地。秦始皇派五百童男童女到东海仙山求不死之药都没有求到，我今天遇到这个“好功法”，确实是机缘。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做个真修弟子，把法学好。不知是心理暗示，还是什么原因，刚练时，我还真觉得身体比以前好些了，这又加深了我对法轮功的“信任”。我前前后后一共学了一年多的法轮功，又是看书，又是参加法轮功的集体修练，又是一个人起早贪黑苦练。但身体情况并没有什么起色，这又不免让我对练功强身健体有了些许怀疑。
　　对法轮功真起疑心是从我的病情开始的。我一生没有生过什么大病，除1992年得膀胱结石动过小手术外，从未生过卧床不起的病。但从1997年12月正式开始个人在家里自练功一年多，“师父”的“法身”并没有保护我健康。从1999年3月下旬起，我因感冒病毒袭击，长烧不退，每天都到39℃左右，不吃不喝，睡不安稳，日夜哼哼。我的夫人守在床边，焦急万分，生怕我离开人间。尽管她也是练功人，但她对法轮功一直将信将疑，就悄悄劝我：“还是吃药打针吧？”我说，“肯定是师父为我消业，一吃药不就白练了吗？坚决不能吃药”。我还跟她讲，“因为师父一再交待，练功人生病，就是师父在跟你消业，业消了后，才能很快进入高层次，达到功成圆满，成为具有各种功能的得道者。我今年78岁了，本属风烛残年，一病不吃药，危险就很大。我是离休干部，医疗条件是好的，可以实报实销。有这样好的医疗条件而不吃药，不是会更打动‘师父’，更有利于我功德圆满吗？”我还安慰夫人，“师父是一个法力无边的人，他考验我后，会让我业消病除的”。
　　这样一直拖了14天，到4月6日我仍长烧不退，病越来越重，基本上成了个“植物人”，不能动弹了。练功的“功友”络绎不绝地来看我，有关心我的，有试探我的，有监督我的。有的观察我是不是按“老师”的要求没有吃药，有的是看“老师”是否会施法力治愈我的病，他（她）们大都劝我夫人不给我吃药。
　　尽管病魔已经将我折磨得奄奄一息，但我心里还是明白的。我直犯嘀咕：人都快死了，“老师”还不保佑我？再说，我夫人连退休费都没有，我死后，她的生活依靠谁？我不能这么就死去。尽管对法轮功已经动摇，但我就这样开始吃药看病，在功友们面前也太丢面子了，我还要继续撑着。
　　我的女儿在劝我无效后，将我的情况告之我单位的领导和课题组。4月6日晚，我们所长、课题组长来探望我，见到情况危急，同我夫人、女儿商量后，当机立断，强制性派人将我送到了最近的医院。说心里话，尽管这时候我嘴上不同意，表面上不配合，心里面还是同意送医的。诊断结果是重感冒，主治医生说再晚来一天，后果会很严重。于是连夜开始打吊针、吃药，针药完后，当晚我就能睡一下。第二天上午继续打针吃药，中午我可以吃点饭菜、还能起床轻微活动。一连打了八天针，服了八天药，到4月15日后，我这场可能致命的大病风险就完全过去了。
　　在病床上我想了很多。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之所以误入歧途习练法轮功，一是因为想把身体练好一点写些东西的强烈愿望，二是因为法轮功的东西确实有迷惑性，容易中毒。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既然法力无边的“老师”在我命都快没有的时候根本想不到救我，也压根救不了我，我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法轮功是虚假的、骗人的。当决不决，不为豪杰。病好后，我在女儿的搀扶下到所里，向组织上表示：我陈昭明与老伴从病好之日起，要打破“李老师”套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再不练这个劳什子。很庆幸的是，我是在国家依法取缔法轮功之前凭自己朴素的认识，自觉自愿脱离法轮功的。
　　陈昭明老先生最后语重身长地对我说，“以我的亲身经历，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拯救你的可能是组织、可能是你生边的同事和亲人、也可能是医生，唯独不可能的是法轮功和李洪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