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史燕，于1971年9月18日（阴历）出生于枣阳市清潭镇，毕业于清潭中学，因没考上高中，我在供销职业高中上了三年，于1989年底参加信用社招工考试，被录入信用社工作。
　　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看优美的传说、神话故事，对故事中的人物、景象充满着美好的向往，但是我对佛、道、神没有具体的概念，对佛教、道教一窍不通。在我心中对追求真理、向往美好的愿望一直存在，而富有神秘色彩的《转法轮》与李洪志所谓的“真善忍”，祛病健身的说教打动了我，这是我走进法轮功的原因。因为我个性孤僻，在社会中，家庭中遇到的一些矛盾，自己不能解决，在应酬、交际处理人事关系等方面的能力很差，却凡事追求完美，当理想与现实出现矛盾时，我就在法轮功中寻找寄托与平衡，这是我痴迷法轮功的原因。
　　我上当的主观原因在于在内心深处不相信自己，没有勇气面对现实，希望一个虚幻中的神能来拯救自己。法轮功最大的危害在于精神控制，它的害处主要体现在心理健康上，而不是生理健康，在整个学炼法轮功的过程中我几乎没有灵魂，没有自我，没有独立的思维，心里大部分时间只装着法轮功。法轮功的“真善忍”这三个字在字面上没有问题，但放在一起就矛盾了，因为这三个字同时做到是不可能的。忍的善是伪善，互相之间的关系是不等的，而且李洪志的“真善忍”有特定的含义，它完全是一种交换关系，吃小亏占大利，这是不等价交换，是商品经济的交换关系在人头脑中的反映，我就是为了圆满这个大利，来舍弃人中的小利，也就是说做善事是要图报的，所以根本不是高尚的东西。“忍”只是要你不表现出私心而不是消灭私心，和无私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李洪志用“真善忍”的种种许诺都是虚的，是不真、不善、不忍。可我却偏偏受惑于这三个字，把人生中的一切放弃了。李洪志用“真善忍”三个字把我套牢，固定了我的私心，然后就成了他的操纵对象，最终导致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而不自知。
　　现在看来，李洪志为了满足自己在政治上与经济上日益膨胀的欲望，一直是在有目的有计划地对抗政府。他亲手制定了法轮功组织的规章和条例，批复法轮功辅导站的人事任免，构筑了以“法轮大法研究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总站——1900多个分站——2800多个炼功点”这样庞大的组织系统。依靠这个组织，法轮功从1992年到2000年法轮功在全国组织了大量扰乱生产、工作秩序、危害社会治安的非法活动。法轮功从1992年到1994年是所谓的“气功”阶段，1994年到1996年是所谓的“修炼、学法、实修”阶段，1996年出版《转法轮》标志着开始推行教主崇拜，真正涂上了邪教色彩。从1996年7月份国家查禁法轮功书籍，到“光明日报”发表《伪科学》，只至天津师范学院教授何炸麻发表《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等事件，法轮功学员开始“弘法、护法”对抗社会，由围攻“光明日报”的300多人，到天津事件3000多人示威，发展到“4.25”事件的10000多人围堵中南海，最终导致1999年7月22日国家明令取谛法轮功。在这期间，李洪志发表的许多经文都起到了推波助澜、挑动敌对情绪的作用，他鼓励学员直接与政府对抗，学员们便走向天安门拉横幅、发传单，喊口号，造成社会混乱，严重干扰了社会稳定，法轮功已彻底演变成了一个反动政治组织。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大肆践踏国际法和我国法律法规，给国家的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给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隐患。流窜境外的法轮功组织在国际反华势力的驱使下，开启各种反宣媒体不断攻击我国处理法轮功问题的方针、政策场所、人员和方法，传播“九评”，煽动“三退”，妄想激起国人对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不满，从而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其反动本质暴露无疑！
　　透过这血与火的不归路，我要擦亮眼睛，悬崖勒马，站在国家和人民的正确立场上来，不再充当炮灰。我要从法轮功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彻底决裂法轮功，融入到社会中去，做一个遵纪守法，堂堂正正的合格公民。